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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账目，造一本完全符合“要求”
的账册，把当年的账给报了。
这其实亦非明吏原创，而是元代便早己有之的惯例，被明吏沿用。
明朝建立多年，也没有任何人指出有何不妥。
直到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才终于发现有这么重大一个漏洞。
这事儿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小吏偷奸耍滑，甚至很多人认为是交通、通讯条件所限的折衷办法，但在明太祖眼里又岂能容下？账目这玩意儿，是多少就多少，如果有什么不符，那就应该说明不符的原因，而不是去把它改得来“符合”
。
这账目改了不就是做假账么？做假账难道不该法办么？更重要的是，户部明明知道各地这样做假账，却给予了长期默许，这不是中央地方官僚合伙坑蒙朝廷么？而且财政年度结算可以这样作假，那什么账不能这样作假？
明太祖很生气，下令彻查。
其实这也很好查，首先，汉字的“一”
、“二”
、“三”
等数字很容易添笔，但添的笔画也不难辨认，但凡有添笔的都是改了账目；其次，印章用红色印泥，账目用黑色墨水。
如果是先写好再盖章，那红泥就应该在黑墨之上，反之则会有墨水写在印泥上方的情况，这种就可以判断属于“空印”
行为。
空印案也为后世立了两个新规：首先，账目不能用“一”
、“二”
、“三”
这样的所谓小写数字，更不能用阿拉伯数字，而要用“壹”
、“贰”
、“叁”
这样的所谓大写数字；其次，盖章必须“朱在墨上”
，即红色印泥必须盖在黑色墨水上方，以证明是写好了字之后才盖的章。
这两个制度一直沿用到现代，仍是财务和公文制度最基本的原则，充分说明是非常正确的规则。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大索空印案，其实结果很简单——全国所有布政司都存在空印行为，全部有罪。
朝廷判决户部主要官员和每个布政司、府、州、县掌管财政印章的人一律死刑，副官杖责一百，流放充军。
此案被杀的官吏据称亦以万计，可以说将整个财政系统杀戮殆尽。
客观地说，这己经动摇国本。
尤其是在明朝建立九年，以经济建设为重的时代，这样无差别扫射财经系统，是非常可怕也难以理解的事。
时任湖广按察使佥事（主管司法的助理官员）郑士利上书为空印案求情：“管账的官吏们不容易，从省府去户部六七千里，往返奔波根本不现实，先印后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这样做了很久了，何足深罪？何况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承袭这种做法，不知这是犯罪。
朝廷求贤士来当官，得之甚难。
当到知府、知州，都是几十年的成就，岂能视作草芥？陛下怎能用不足为罪的罪名，坏了这么多足用之才？臣窃为陛下感到惋惜！”
喂，郑大人，您口中所说的这些足用之才，比胡三舍——哦还有他爹更足用吗？
郑士利的说情之辞看似恳切有理，实则鼠目寸光。
朝廷培养官员当然不易，能当到知府知州的也堪称能吏，但能吏就可以贪腐？郑士利前一段还只是说情，后一段则有点暗藏要挟的意味，这更是贪官们最常用的一个辩词一我们是行政体系的栋梁，就算有轻微的腐败，但不至于垮掉，您现在惩治大家，岂不是拆毁整个栋梁体系？所以皇帝您应该容忍我们这一点点贪腐，这也是为了您的江山着想呀！
为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支持，为了下层行政体系的完整，总之就是为了保持统治，贪腐就应该被容忍。
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郑士利之后，为空印案辩解的人还有不少，称空印案是一个大冤案，甚至时至今日，国外都还不乏为之雄辩者。
《剑桥中国史》便称，钱粮在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不可能完全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无法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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