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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婉转地回答明世宗：“臣生平不用这些药饵，虚度犬马之寿确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明世宗见赵文华骗自己，多少还是有点不高兴，虽未指责但也没有赏赐。
严嵩则把赵文华叫到文渊阁痛斥，骂他为什么不先告诉自己？赵文华无言以对，只好长跪痛哭，久久不敢起身。
另两位阁臣徐阶、吕卒见了实在不忍心，劝赵文华起身离去。
第二天上班，九卿进谒内阁，赵文华作为通政使亦在列。
严嵩却仍有气，让小吏把赵文华拖出去。
赵文华终于明白过来，在这种佞幸的体系中，人与人之间订立人身契约，谁是谁的主子，谁是谁的奴才是有规矩的，绕开自己的主子去巴结别的主子（哪怕是皇帝）那是大忌。
此时的赵文华只能走夫人路线，给严嵩的夫人送了一大笔钱。
严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藏在严嵩家的别室，待严嵩酒酣耳热，严夫人为赵文华辩解，这时隔壁老赵趁机出来跪拜，终于赢得了严嵩的谅解，重新收为家奴。
事实上，严嵩本也没打算真的驱逐赵文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折辱他其实恰恰是在磨练他，同时向所有人宣示：我在教训自己的家奴。
现在训得够了，赵文华也没退路了，自然就可以收回了。
在一个理论上人身平等的公民社会，贪官奸臣打造人身依附关系，往往就是用这些伎俩。
重归帐下的赵文华不再东想西想，专心为干爹捞钱。
严嵩安排他出任工部右侍郎，是个大肥缺，这时恰巧又遇到一件大事——东南倭寇作乱。
明中后期东南海路贸易的额度逐渐超过了西北陆路，倭乱也就成为比北方马匪更严重的问题，朝廷花了不少钱来镇抚。
赵文华进献七条平倭策，兵部尚书聂豹表示其中五条可行，但预征三年田赋、遣重臣督师两条不可。
严嵩、赵文华合力猛攻聂豹，说他忤旨，将其免职。
最终，朝廷诏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前往东南沿海一带剿倭。
严嵩安排赵文华以祭海神的名义同往，实际上是他派往前线的监军，从此赵文华开始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军旅生涯。
一到前线，赵文华就向张经索要二万两贿赂。
张经一来是个正经人，二来觉得自己明明比赵文华官大，凭什么要向他行贿，于是拒绝了。
而且张经把赵文华当做下属对待，忽略了他是严嵩干儿子这层关系。
在策划作战时，赵文华多次发表意见，都很外行，张经均不予采纳。
赵文华恨得咬牙切齿，写了一封奏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
谁知战场瞬息万变，赵文华的奏疏刚发出去，张经却通过一场雷霆突袭，重创倭寇，斩首1980级，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摧毁了由中国、日本、朝鲜、葡萄牙等多国海盗结盟组成的大型联合舰队，取得了剿倭史上最著名的王江泾大捷（王江泾镇在今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交界处，今属浙江嘉兴）。
这下赵文华慌了，不过张经看不起赵文华，有人看得起。
浙江道巡按御史胡宗宪觉得这是个搭上严嵩这条线的好机会，表示愿意与赵文华合作，联名上疏谎称王江泾大捷是他们俩的功劳，顺便坐实之前赵文华弹劾张经的罪责。
严嵩也在朝中积极配合，结果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宪、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位功臣居然被判处了死刑！
赵文华推荐胡宗宪接任浙江巡抚，胡宗宪从此对赵文华披肝沥胆，只要有人立功，胡宗宪都想办法归功于赵文华，而赵文华、胡宗宪自己打的败仗就想办法栽倒别人头上。
前后几任总督周琉、杨宜、曹邦辅都被他们构陷罢官甚至获罪，人们终于明白过来，赵文华己在东海军中一手遮天，所谓战胜之功、败军之罪不在于你的实际战绩，只在于他怎么给你上报！
于是文武将吏纷纷向赵文华行贿，颠倒功罪，军纪**然无存。
所谓“倭寇”
并不真的都是日本国（倭奴国）人，其实大多是中国老板，只是日本恰逢战国乱世，很多武士失去了家主，成为浪人，不得不加入海盗集团谋生，所以日本人略多，明朝便将其宣传成“倭寇”
而己。
犹如长城边镇和蒙古人多少有些交道，海军、海防和倭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更复杂了，赵文华这样一搞，有些人大喜过望，一边勾结着倭寇打劫捞实惠，一边还让赵文华为自己向朝廷报功，名利双收！
东南本是富庶之地，这下却陷入涂炭，关键是自己的政府官员不但不保护人民，反而如此嚣张地与海盗勾结，不但在海上抢船，甚至大张旗鼓地上岸抢人，这样还能升官发财。
大明王朝的政府信用直似长江奔海，东流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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