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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在公共地带建房而有特权取用的原木、石块和沙子，这就是全部材料了。
我还搭了一间小侧屋，用的大都是盖房剩余的材料。
我还打算为自己建造一幢房屋，要比康科德大街上的任何一座都宏伟、奢华，只要它能给我同样多的乐趣，而且它的花费也不会比这所房子多。
因此我发现，希望有个栖身之地的学生，完全可以获得一座可终生居住的房屋，而建房的费用不会高于他目前一年所付的房租。
如果说我言过其实，那也不是夸耀自己，而是夸耀整个人类。
我的缺点与矛盾之处对我陈述的真实性不会有所影响。
虽然我有诸多虚假和伪善之处——好比是很难把糠麸从麦粒上剥离，可我也同其他人一样深感内疚——从这一点来讲，我还是要自由呼吸、挺直腰杆的。
无论是在道德还是生理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解脱。
我下定决心绝不卑躬屈膝地给魔鬼做代言人，我将竭力去赞颂真理。
大学教育随想
剑桥大学里一间比我的房子稍大一点儿的学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费就要30美元。
那家公司在屋顶下盖了相连的32个房间，坐享其利。
而住在里面的人却要忍受诸多不便和邻近的噪音，或许还要住到四层去呢。
我不禁想，要是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需求（实际上，即使再多一些的教育需求都早已得到满足了），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教育开支。
剑桥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学生需要的种种便利，需要他或别人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啊，如果双方能妥善处理此类事件，那代价不会超过这个的110.花销最大的东西绝不是学生迫切需要的。
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中是一项很大的开支。
而他与同辈中最有教养的交往所获取的教育更有价值得多，却不需要交任何费用。
建一所学院的模式通常是：先筹集一堆钱币钞票的捐款，然后再盲目地遵从劳动分工的原则（简直把这个原则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个原则本该慎之又慎地遵从），招揽一个承办这个项目的总承包商，承包商再去雇佣爱尔兰人或其他什么劳工，然后就正式奠基开工。
而学生们，据说他们要去适应这里的东西。
为了这个错误的策划，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要支付学费。
我想，如果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的人自己去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情形就会好多了。
学生们得到了令人艳羡的闲暇与休息，按照制度，他们可以逃避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不过是不光彩的、毫无益处的空闲，而那可使这种空闲变得有益的经验却与他们擦身而过。
有人说：“不过，你难道想让学生们用手去劳作，而不用脑吧？”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学生们应该仔细想想，他们不该游戏人生，或纯粹地研究人生。
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让他们求学，他们就该自始至终热诚地生活。
不马上投入人生实践，青年人又如何了解人生呢？
我觉得这才能像数学一样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
例如，若我想让一个孩子对艺术和科学有所了解，我是不会因循守旧的。
老方法无非是把他扔进一堆教授里，让他在那里接受一切知识，训练一切技能，就是不讲生活的艺术——让他们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去观察世界，却不让他们用肉眼直面生活；让他们学习化学，却不让他们了解面包是怎么做成的；或让他们学习力学，却不让他们知道如何操作；让他们发现了人造卫星或海王星，却没让他们发现自己眼中微小的尘埃，其实自己就是一颗流浪的卫星；他们观察着一滴醋里的怪物，自己却被怪物缠身，快要被吞噬。
一个孩子阅读必要的书籍，自己开挖矿石，自己冶炼，给自己打造一把折叠刀；另一个孩子在冶金学院听冶金课，同时又收到父亲送的罗杰斯折叠刀——一个月下来，哪个孩子的进步更大？谁最有可能被折刀划破手？
令我惊讶的是，我大学毕业时，有人居然对我说，“我学了航海课程！”
天啊，如果我在海港转一趟，我会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即使最穷的学生也要去学去听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经济学，即哲学的同义词，却从来没有在学校里被认真地教授过。
结果是，儿子研究着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就像我们的学院，有一百种“现代化进步设施”
，人们很容易对它们抱有幻想，却并非总能产生积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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