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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宝塔这种建筑也就来汉土安家落户了。
只是我们汉人,绝不照搬别人的东西。
我们的祖先把印度的塔与中国的楼阁建筑相融合,逐渐演变成重楼坐阁式的中国塔,并与石窟、壁画一起,构成中国佛教文化的三大艺术。
来到三塔跟前,首先感到的是强烈的色彩反差。
苍山十九峰的林涛,悬着丰腴的青黑色的雨意。
而三塔厉厉的瘦削的白,刺入其中,像是一曲深沉的安魂曲中突然出现三句硬硬的长笛。
接着,我就听见中塔中巢燕的叫声。
嗟嗟喳喳,比起中原地区呢呢喃喃的雨燕,此处燕的发声,也是亢奋了许多。
我并不是特别喜爱吴侬软语,而是感到,此时我眼中的白塔,耳中的燕语,都因阴极生阳的缘故,多了一些我一向排斥的躁性。
不过,这三座塔的特色,还是吸引了我。
最中间的大塔,又叫千寻塔,高约七十米。
是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共有十六层。
分立在大塔稍后的南、北两小塔,均高四十二米,是一对十级的八角形砖塔。
中间的大塔,造形与西安的小雁塔相似。
而一对辅塔,则是滇西南“蛇骨塔”
的建筑风格的代表了。
这三塔浑然一体,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相依为命,送走了一劫又一劫。
关于三塔的修建年代,王崧《南诏野史》有载:“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嵯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余丈。
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
匠人恭韬,徽义,徐立。”
这么说,三塔是同时修建的了。
但从建筑风格来看,又不像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后来又看到一些资料,才证实《南诏野史》记载有误。
千寻塔的确是公元八三六年至八四〇年建成的,而左右的辅塔,却是建于公元一一〇一年至一一二五年。
前后相差了一百八十年。
建成千寻塔的唐代,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
就像现在各地纷纷筹集巨资建立仿古一条街和旅游度假区一样,那时各地也都以建大寺,筑巨塔为乐事。
晚唐的段成式,是宰相的儿子,也是一位杰出的学问家,他写了一本《寺塔记》的书,专门记载当时的京城长安东城一带的寺塔。
一条左街上,竟有寺庙十八所之多。
而且逢寺有塔,逢塔必有壁画。
可见当时建塔的风气之盛。
大理虽属极远的边陲,亦不免受其影响,筑起这么一座千寻塔。
比起中原地区的塔来,千寻塔中的“文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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