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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粮大战中，无论是哪一路的买家，拼的都是价格。
但外资的价格战，不仅打蒙了粮企，就连当地农民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高价收购粮食，如果一般收购价是96元，外资就出98～99元，说有多少要多少。”
刚于2010年6月进入抚州市金溪县设点的外资粮企益海嘉里，2011年早稻收购时，在金溪县国有粮食购销公司和中央储备粮金溪直属库还没有入市收购的情况下，它就在8月1日率先挂牌收购早稻，每百斤出价98元，既高于当年国家制定的每百斤93元的最低收购价，也高出头一年同期江西早稻收购价，还高于当时早稻的平均收购价。
开秤早，出价高，此役让益海嘉里在抚州声名大振，它的原粮收购也因此异常顺利。
而在这次抢粮大战中，国有粮企和其他中小型民企被打得措手不及，无法按原有计划的数量和价格收到大米，一些中小型粮企还因此陷入了困境，面临破产的危险。
当时，抚州市有粮食加工许可证的粮食加工企业有213家，年加工量能力有五六十亿斤。
加工能力已经超过了粮食产量，很多企业面临无米加工的境地。
原私营粮食加工企业主张小英说，当时工厂每斤优质早稻加工成大米有3.7分钱利润，但普通大米则要亏损0.3分钱，“粮价太高，只有停工”
。
而根据南昌大学公管学院粮食安全调查小组当年对金溪县的调研，益海嘉里虽然进驻的时间短，原粮生产能力（150吨日）和收购网点有限，但其成品大米的出货量却领跑当地诸多企业。
原因在于，一是益海嘉里依托原本应承担国家储备粮收购任务的国有粮站大量收粮，仅是其委托河源、对桥两个粮管所收购“外引7号”
一个品种，到2011年11月上旬就收购了600万斤；二是很多民企为了维持生产，主动替益海嘉里加工高端大米，使其加工能力成倍增长。
“出手不凡”
，外资粮企一开始就展现出巨大的企图心。
二、中储粮之困
中储粮原总经理、现董事长包克辛曾经讲过的一个事情是，一次一位粮商问他中储粮的职能是什么，他“毫不客气”
地说：“就是为了抵制你们搞投机！”
包克辛是温州人，按他自己的说法，身上流淌着温州人的经商因子。
他说，做商人是要投机的，市场如果没波动，他们就赚不到钱，因此即便没波动，他们也要设法制造波动。
而中储粮的任务就是去抑制这个波动。
包克辛归纳中储粮的三项核心工作：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中储粮）就是围绕这个展开工作的。”
事实上，国家确实赋予了中储粮这样的职责与任务。
中储粮全称叫作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是国资委直接管理的政策性中央企业，它受国务院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含中央储备油）的经营管理，对中央储备粮的总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总责，同时接受国家委托执行粮油购销调存等调控任务。
延伸阅读：中国粮食流通改革小史1993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放开价格、放开经营”
，“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
，同年4月，全国95%以上的县市都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
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
但危机随之而来，当时全国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有五十多家，上市品种有7大类五十多个，各类期货经纪公司有三百多家，各类兼营机构多达上千家。
包括粮站、粮库在内的各类炒家以及个体粮贩都加入粮食投机的行列，引起了粮价的暴涨。
这次危机让中央认识到中央强力控制粮食的重要性。
国家开始建设总计为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
199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规定继续坚持政府定购，并适当增加收购数量。
除定购5000万吨粮食落实到户外，还下达了4000万吨议购计划，落实到县级政府。
国家大大提高了定购价，定购综合价提高了40%。
到了1996年，政府又将定购价在1994年的基础上提高了42%，使得定购价基本接近市场价。
定购价逐渐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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