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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物尚然，受赃必矣。
促成惟庸谋反的动机，据《明史》说是：
会惟庸子乘马于市，堕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
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
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此文全据《实录》，而略其下一段。
今补列如下：
上日朝，觉惟庸等举措有异，怪之，涂节恐事觉，乃上变告。
（82）
据上文所申述，我们知道惟庸于十二年九月下狱取勘，《实录》所记太祖自己在朝堂上觉察惟庸举措，事实上为不可能。
《宪章录》（83）《皇明法传录》（84）诸书因其矛盾，舍去不录，《明史》因之。
我们如再细心检讨一下，就可以知道不但《实录》之事后增饰和《明史》诸书之截短取长是靠不住，即其所记之惟庸子死事，也是同样叫人不敢相信。
如王世贞记惟庸狱起前之所谓促成谋反之动机云：
会其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上怒，杀家人，切责，丞相谢不知乃已。
又以中书违慢，数诘问所由。
惟庸惧，乃计曰：“主上鱼肉勋旧臣，何有我耶！
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死寂寂。”
（85）
同样是在叙述同一事件，并且用同一笔法，但所叙的事却全不相符，一个说是惟庸子死，一个说是惟庸家人被诛。
显见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是出于两种不同的来源，由此又可知胡惟庸事件在明嘉靖以前是怎样一个纷乱矛盾的样子了。
《高皇帝文集》卷七有《谕丞相枉序斑敕》，所谓丞相当即指惟庸言，但细绎敕意，亦只是责其刑罚不中而已。
敕云：
传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今日序斑奏，昨晚一使自山西至，一使自太仓来省，引进将至与姓名，且曰郎中教只于此处候丞相提奏引见，已而终不见，郎中复唤，于是不敢引见，是有丞相怪责，不由分诉，刑及二十而肤开，甚枉之。
因序斑奏枉，试释之，若为上者教人正其事而后罪人不行，此果刑罚之中乎？
总之，在上文所引述的史料中，我们找不出有“谋反”
和“通倭”
“通虏”
的具体的记载。
这正好像一个故事，时代越后，故事的轮廓便越扩大，内容也越充实。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后胡惟庸的谋反便成铁案，装点得有条有理了。
钱谦益引《昭示奸党三录》说：
自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月，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期约举事。
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五年之中，期会无虑二百余。
（86）
考《太祖本纪》胡惟庸以洪武六年七月壬子任右丞相，十年九月辛丑改左。
（87）其时惟庸正被恩眷，得太祖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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