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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宗也很看重他的意见：“往往虚衷以受，或即时谕行，或付之公议。
或始虽留中，既而思其言然，卒皆听用。”
（《神道碑铭》）
王茂荫虽然是科举出身的，却并不以为这制度是合理的，有用的。
他指出这制度的弊端：
臣窃见今日之聪明才力，悉专致于摹墨卷，作小楷，而深惜其无用也。
自来非常之才，有不必从学出者，然从学出者千百，不从学出者一二。
即后汉臣诸葛亮亦有学须静、才须学之言。
今一专功于墨卷，则群书遂束之不观；专功于作字，则读书直至于无暇。
二者之废学，以作字为尤甚。
而士子之致力，则于作字为尤专。
合天下之聪明才力尽日而握管濡毫，尚安得济实用！
（《王侍郎奏议》卷一《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
他以为科举人才是未来的官，官是要能作史论的，至少也要懂得历史。
可是科举制度的积弊是使所有未来的官都用全力于摹墨卷，作小楷。
结果是每人都写得一笔好字，可是内容却什么都没有，既不知过去，更不知现在。
让这一批人来当国，“尚安得济实用”
！
他提出三点办法来补救：第一是改革科举的内容。
策问五道分五门发题：一曰博通史鉴；二曰精熟韬钤；三曰制器通算；四曰洞知阴阳占候；五曰熟谙舆地情形。
第一科是史学，一个未来官必需的学识；第二科是军事学；第三科是实用科学；第四科是天文学；第五科是地理学。
应考的人可以自己选一专门的科目考试。
这意见原来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两广总督祁提出的，这一年正是鸦片战争结束，订定《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的一年。
祁所提出的意见显然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代表中国士大夫中的维新分子的意见。
可是他的提议被当时的守旧派所反对，不能通过。
王茂荫却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咸丰元年，第一次上折请求按祁的办法改革。
后来又上折尖锐地对反对者加以驳问，他说：
当时部议之驳五门发策也，称士子淹博有素，不必专门名家。
试问今日制器通算者为谁？精熟韬钤者为谁？（《王侍郎奏议》卷九《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
第二是考试务重文义。
他说：
近来殿试朝考之后，考列前十卷与一等者，但传其字体之工，曾不闻以学识传者。
考列在后之卷，又但传闻某书极劣，某笔有误，曾不闻以文艺黜者。
此士子所以专务作字也。
作字必无间断而始工，读书遂以荒芜而不顾，士习空疏，实由于此。
请嗣后令读卷阅卷大臣，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
进呈钦定以后，即将前十卷与一等卷所以过人之处，批明刊发，使天下晓然于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庶士子咸知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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