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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日关系因倭寇问题恶化，明廷感于外交的失败，不得不采取下策，闭关自守，却又不愿自承失败，贻讥藩属，就大事宣传名正言顺地把绝倭的责任委在莫须有先生的如瑶头上。
为取信于天下后世计，又把事特别写在《大诰》中叫全国人读，一面又在《祖训》首章加入小注，于是胡惟庸之通虏通倭，成为信谳，明廷也从此脱卸了外交失败的耻辱。
除上文所说的政治的国际的关系之外，胡案构交的因素，还有经济的阶级的关系在鼓动着。
明初连年用兵，承元疲敝之后，益以兵荒天灾，国库奇绌。
一面又因天下未定，不能不继续用兵。
明太祖及其部属大抵都出身卑贱，自来就不满于一般专事尅削的地主巨商，因此除不断用徙富民的政策以夺其田产以益军实外，又不断地寻出事来择肥而噬，屡兴大狱的目的只是措财筹款，最显著的如《明史·刑法志》所记郭桓事件：
郭桓吏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坐死。
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覈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只是一疑心，就筹出七百万的大款，这是一件最便当的生财大道。
又如空印事件：
十五年空印事发。
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覈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
也只是一疑心，把天下的财政官长都杀了，杀头与籍没相连，这一疑心又自然地筹了一笔大款。
胡案、蓝案的副目的也不外此，在这一串党狱中，把一切够得上籍没资格的一起给网进去，除了不顺眼的文官、桀骜的宿将以外，他所特别注意的是由大地主充当的粮长和大富豪充当的盐商，如《大诰三编》所举出的于友、李茂实、陆和仲和他书所记的浦江郑氏、苏州沈氏诸狱，均足以证明此狱的动机。
另一方的明太祖自身出身寒贱，寄迹缁流，且又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所讥刺。
在他初起事的时候，不能不装作礼贤下士的神气，借作号召，及至大事已定，便不惜吹毛求疵，屡兴文字之狱。
又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特颁《大诰》，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目。
一面算是严刑示威，一面却也不无带着一些嫉视的阶级意识。
《大诰》中所列文士得罪者不下千人。
在胡蓝二狱中所杀的几万人中大部是属于知识分子，其中之著者如宋濂以一代帝师匡翊文运，仍不惜曲为归纳，以其孙慎与胡党有连为辞，流之致死。
其他同时诸文士，凡和明太祖稍有瓜葛的也都不得善终，赵瓯北《廿二史劄记》曾替他算过一笔草账。
另一方面却极力设学兴教，进用宋讷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用廪禄刑责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谨的新知识分子出来，做皇帝个人的驯仆，来代替老一辈的士大夫。
这是明太祖巩固君权的方法，也是这几次大狱的起因。
（原载《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6月）
（1）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卷一三二，《蓝玉传》。
（2） 《皇明祖训》首章；《明史》卷三一二，《日本传》。
（3） 《皇明大政记》卷三。
（4） 《明政统宗》卷七。
（5） 《明史》卷三〇八。
（6） 《皇明祖训》首章；《高皇帝实录》卷一二九。
（7） 《弇州史料后集》卷六一。
（8） 《列卿记》卷一《胡惟庸传》引《实录》作封续，北平图书馆藏《实录》作封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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