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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当现有政体维护着同胞们的安全与幸福，那么，拥护现有政体也就维护了同胞。
但是，在混沌时期，以上两条原则会走向不同的道路。
当政体无法维持社会安定时，明智的人应考虑对其结构和体制进行必要的改变。
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还需要政界贤者做出判定：真正的爱国者应在何时维护旧体制的权威，又应在何时做出大胆而危险的改革。
外战、内讧这两种环境，为公益精神提供了最佳表现的机会。
在外战中，英雄们为国效力，满足了全民的希望，受到国民的感激和赞美。
在内讧时期，双方领袖虽然受到支持者的尊敬，但同时也受到反对者的咒骂。
因此，他们的品质和功过也变得模糊不定。
可以说，抵御外战所得的荣誉，要比内讧中得来的更加完美而辉煌。
如果在内讧中取得最终胜利的领袖，有足够的毅力去让其支持者自制（他通常不会这么做），那么，他对国家的贡献，要比在外战中取得伟大胜利还要重要还要根本。
他可以改建政体，可以摆脱之前含糊不定的品质，可以表现出最伟大最高贵的品质，可以成为国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更可以以其智慧维护将来同胞的幸福和祖国的安定。
在混沌时期，制度精神常常与公益精神相结合。
公益精神以人类的爱为基础，以对同胞面临苦难的同情为基础。
制度精神常常偏向于公益精神的温和，它不停地鼓舞后者，让后者兴奋以至疯狂。
非持权领袖们常常会提出看似有理的变革方案，他们认为这些方案可以消除不便，可以缓解人们的痛苦，也可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因此，他们常建议改革，改变政体中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这些人没看到在当前政体下，人们已经安安稳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
这些人通常沉醉于自己理想体制的幻想中，这种体制，他们也未曾经历过，但他们雄辩的描述却给它涂上了绚烂的色彩。
也许起初这些人只不过是为了表现自身而已，但他们却逐渐为自己所欺骗，渴望这种恢宏的变革，正如那些极其缺乏主见的愚昧追随者。
有时，即便领袖们已经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像往常一样头脑清醒了，可是他们不愿让追随者失望，尽管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和原则，还是去做幻想中的事。
由于党派的这种狂热举动，他们拒绝一切调解、一切缓和和一切合理的通融，他们多因要求太多而一无所获。
同时，只要稍加控制就可避免的苦难也发展到了无法挽救的局面。
一个人的公益精神如果是由仁爱和善意产生的，那么他会尊重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力，也一定会尊重国家里阶层和团体的权力。
尽管他也会认为有些权力有些过分了，但他还是愿意去调和。
如果他可以不使用暴力就消除矛盾，那么他的心灵会感到无比的满足。
即使他不能用道理来说服人们固有的偏见，他也不会试图用武力解决，他会真诚地奉行西塞罗所说的那句柏拉图的圣言，绝不对自己的国家使用暴力，就像绝不对自己的父母使用暴力一样。
他不仅会这样做，而且也能使自己的决策与大众生活相适应，能消除人们不愿服从的不满。
如同索伦不能确定最完美的法律体系时，就竭力建设人们可以接受的最好的体系一样，当他不能确定正确的东西时，就努力去改正错误的东西。
与之相反，有些人自命不凡，总是深陷其理想政治蓝图的幻想中，以致不容忍真实社会有丝毫的偏差。
他从不去考虑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和意见，而是执拗地着手于理想政治的空想建设。
也许他认为，他可以像摆布不同的棋子那样轻易地安排偌大的社会成员。
他没有想到，除了手施给棋子的力之外，棋盘上的棋子不再有其他的力。
而社会成员与真正棋子不同的是，他们各自都还存在自己支配的力。
当他们自主的力与施加的力同向而行时，社会就可以和谐地发展下去，甚至达到幸福的彼岸；当这两个力不同向或反向而行时，社会这个棋盘就下得很艰难，而且随时可能陷入混沌之中。
对于政治家的思考来说，完善政治和法律的各种计划是极其必要的。
但是，如果他们毫不动摇地要实现计划中的所有东西，完全忽视反对意见，那么毫无疑问，这是极其傲慢的行为。
这是他们把自己的标准提升为最高的伦理标准的行为，这是他们自以为是的行为，这是他们要同胞们去适应他们，而不是他们去适应同胞们的行为。
也就是因为这个，君主是所有政客中最危险的。
这种自大是他们最熟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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