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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情不仅仅适用于单个人，由于我们和那些有道德有智慧的人相处了这么久，可以完全相信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感情扩散到他们所有人。
有些人把这种感情限定在两个人之间，估计是把它的信赖和明智与爱情的猜疑和痴想弄混了。
年轻人的草率、多情和愚昧常常是建立在一些细小而没品味的相似性上的，甚至是他们一致同意而未被他人采纳的奇特原则上。
当这样的亲密行为还在维持着的时候，尽管显得很诱人，但是它潮起潮落，反复无常，也不能拥有圣洁而令人尊敬的感情。
但是，天性告诉我们应给予一些人特殊的恩惠。
在这其中，那些已给予我们恩惠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应得到它们。
这样良性地循环，使每一个善待他人的人又得到他人的善待。
虽然人们做到的善行并不等价于他们得到的感谢，但是，社会会对其功德及行善意识给予公正的褒奖，这却是与其善行相当的。
同时，以德报怨的卑鄙行为会激发其中一些人的愤慨，这又刺激了人们对行善者的尊敬。
从这方面看，乐于行善的人肯定会得到他自己的善果。
即使本应给予行善者回报的人并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肯定也会从旁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回报。
好人有好报，所以，倘若我们希望得到人们的爱，那么，最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对他人真切的关爱。
人与人因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所以形成了不同的人。
有命途顺利的，也有命途多舛的；有富有的，也有贫困的；有高贵的，也有低贱的……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与我们有没有关系，无论他们有没有优秀的品德，无论他们有没有帮助过我们，只要我们选择了他们作为行善对象，就应该给他们慈爱的关怀、友爱的帮助。
当然，这种感情并不一定是友情。
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社会分层的环境下，我们不由自主地对命途顺利者怀有敬意。
但是，只有对后一类人的同情才能减少和抚平人类的痛苦。
大家认为大人物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与关怀不幸者相比，社会的稳定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容易太尊敬大人物而太忽视不幸者。
道德主义者告诫我们要慈爱，要有同情心，要抵制权贵的吸引。
是的，权贵的魅力真的很强大，所以，比起智者和德者，人们更喜欢富人和贵族。
人们的天性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地位和财富鲜明的差别才是区分社会阶层、维持社会安定的基础，那种智慧和美德不明确的差别无法成为可靠的基础。
因为多数人都可以分辨出前者的区别，而即使是优秀的智者或德者也不一定能够分辨出后者的不同。
在我们关注事物的次序里，同样容易辨别的还有天生的慈爱的智慧。
也许不必再说这个，两个或多个激发行善的因素的结合，会促进这种善行。
如果排除嫉妒的干扰，贵族们又有智慧和美德，那么，我们对他们的好感和尊敬必然会大大增加。
但是，地位高贵的人也会面临不幸、危难和痛苦，就算他们拥有智慧和美德也不可避免。
这时，我们对他们的关心要远远大于对一般人的关心，即便这些人也拥有同样的智慧和美德。
所以，悲剧和浪漫故事最吸引人的主题便是，道德高尚的国王或王子遭遇了苦难。
倘若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品德，战胜了这些苦难，并恢复了自己原有的一切，那么，我们肯定会充满爱意、发自内心地称赞他们。
我们因他们的痛苦而痛苦，又因他们的快乐而快乐，两者相互作用，加深了我们对他们地位及品质执拗的欣赏。
如果各种感情趋向各个不同的方向，而我们却要依据这些感情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走向哪个方向，在那种情况下应当走向哪个方向，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所以，我们设定了假定的公正者，称之为大法官或仲裁者。
而鉴于当前的特殊环境，到底应该是友情服从恩情，还是恩情服从友情？到底应该是极其强烈的自然感情服从对贵族的尊敬之情，还是对贵族的尊敬之情服从极其强烈的自然感情（要知道整个社会的安全通常都仰仗于他们）？这些都需要由公正者来裁决。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用他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并认真诚意地倾听他的建议，那么，他说的一定不会辜负我们。
我们无需什么不定的准则来教我们该怎样做。
因为，这种准则通常不能使我们适应环境中的各种情况，不能使我们适应微妙而不易察觉的各种差别。
我们赞美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中那动人的赞姆蒂，因为他愿意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来保护已故君主唯一幸存的弱小后代。
我们不仅原谅并且也赞美艾达姆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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