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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
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
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向我求诊的患者数量的增长；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
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宾[211]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
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
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
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212]，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
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
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
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
我对未来做如下描述：——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疗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学却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顾；几十年后，别人也一定会碰到类似的事情——解决这些事情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也会获得对这些事情的承认，而且会把我作为一个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先驱，而对我表示尊重。
同时，像鲁宾孙·克鲁索（RobinsonCrusoe）那样，我尽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岛上定居下来。
当我摆脱了今天的压力和混乱，回首这些凄凉的岁月时，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
我的“壮丽的孤立”
（splendidisolation）[213]并不是没有其优越性和魅力。
我不必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倾听任何反对者的坏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什么也不能把我排挤掉。
我学会了限制思辨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难忘的导师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样的事情，直到它们自己开始说话[214]，虽然有麻烦，但还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我的认识，只要我愿意就会被延误出版，因为无法保证那种不确定的“优先权”
。
例如《释梦》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写完。
对“杜拉”
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写完的[216]；又过了两个星期才写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
同时，我的著作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作为一种例外进行了评论，它们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怜悯的优越性草草了结。
偶尔会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对提到我作为文献参考；那也是很简短的，而且决无奉承之意——倒会使用像“偏执的”
“极端的”
或“非常特殊的”
这样的词语。
有一次，碰巧在我讲授大学课程的维也纳诊所的一位助理医师，要求我允许他听这门课。
他很注意地听着，而且一言不发；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谈谈。
当我们在外面走着离开时，他告诉我，他运用其导师的理论写了一本反对我的观点的书。
然而，他非常后悔没有先从我的讲课中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样，他就会写出与这本书大不相同的东西。
他确实曾在诊疗所里问过是否最好先读一下《释梦》这本书，但是他被忠告不要这样做——不值得如此麻烦。
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论结构，根据他现在的理解，和天主教会的理论结构在其内部稳固性方面做了比较。
按照他那拯救灵魂的观点，我将假设，这种陈述包含了一定的赏识。
但是他最后却说，要改变这本书中的任何东西已经太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排印了。
我的同事们也认为，以后没有必要公开声明他改变了对精神分析问题的观点；但是，以他作为一个医学杂志的正式评论员的能力，他却愿意用轻率无礼的评论来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
[217]
在那些年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但是，我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
一般地说，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
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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