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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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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
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联结起来的。
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
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
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
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
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
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
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
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他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
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
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
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
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
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
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我已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
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
这部分是通过斯泰克尔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
[208]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
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库斯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
[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
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
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
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
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
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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