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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我首先是从实际需要中获取前进的动力的。
布洛伊尔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procedure），首先必须使患者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患者才能触及他在正常状态下所遗忘的那些病因性关系。
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盟友。
当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决定放弃催眠术，让宣泄法从它里面独立出来。
既然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我的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就开始研究正常状态患者。
我必须承认，在最初，这看起来像一种既无意义又无希望的工作。
我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对我来说连患者都一无所知的东西。
一个人怎能期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这时对一项既出色又有指导意义的实验的回忆给了我很大启迪，那是当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锡一起工作时（1889）亲眼目睹的。
伯恩海姆告诉我们：那些被他带入催眠的梦游状态并在其间体验到了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对梦游状态下的经历丧失了记忆。
但这些记忆却有可能在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
确实，当他问及患者那些梦游经验时，他们开始坚持说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拒绝让步，坚持追问，并使患者确信他们肯定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经历总能再现出来。
于是，我对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
当我问到他们坚持说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时候，我就明确指出他们对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了。
我甚至大胆宣称，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们的额头上，那些正确的回忆就会涌现出来。
用这种方式，无须催眠，我就成功地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证据，以建立病人所遗忘的情景与这些情景所遗留的症状之间的联系。
但这是一项费力的方法，时间长了会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当永久性的技术。
然而，在我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它。
我发现能证实如下事实：
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依然属于患者，并随时会在联想到那些还被记得的事情时再显露出来。
但是，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阻止它们进入意识，而迫使它们处于潜意识状态。
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当你试图把病人的潜意识记忆引入到他的意识中时，你会觉察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力量在对抗它。
这种保持致病条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正是基于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对癔症中心理事件的历程的看法。
要取得治疗效果，事实证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
从治疗的机制出发，也就有可能对疾病的起源形成相当明确的看法。
现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现，阻止被遗忘的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想必当初就曾导致了遗忘，并把那些致病的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
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称为“压抑”
（repression），我认为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力量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癔症的致病机制中的压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宣泄法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因性情景，对此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有可能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所有这些经验都与一种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与患者的其他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
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把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输入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牺牲品，并把与此相关的记忆一起排除在意识之外，且从此被遗忘了。
因此，与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愿望是压抑的动机；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是压抑的力量。
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动都会产生严重的不快，这种不快可以通过压抑的方式加以避免。
因此，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举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个我本人诊治的病例，从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压抑的决定性因素及其长处。
针对当前的情况，我还要缩简其病史并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
我的病人是一个女孩[183]，在她参与了护理之后，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这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情况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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