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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以及陌生的面孔，唤起了孩子对熟悉的母亲的渴求；他不能控制这种力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只能将其变成焦虑。
因此，这种幼儿的焦虑不应该被看作是现实性焦虑，而应被看作是神经性的焦虑。
幼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对焦虑的预期，是神经性焦虑产生的一种方式的两个实例，这个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
我们马上还会知道，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产生方式，但它与第一种产生方式并没有很大差别。
我们认为，导致癔症和其他神经症中焦虑产生的因素就是压抑的过程。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的一切与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的论述。
这个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识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转化为焦虑——无论这种情感可能具有何种性质，不论是攻击性还是爱，情况都是这样。
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尽其用或是由于幼儿自我的软弱（如幼儿的恐惧），或是由于**的各种躯体过程（如焦虑性神经症），或是由于压抑（如癔症）。
然而，无论何种原因都没有根本的差异。
因此，引起神经性焦虑的两种机制实际上是相吻合的。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焦虑的产生和症状的形成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二者相互体现和互换。
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得病。
每次当他再走到这条街上，焦虑就会重复出现。
于是他就会形成广场恐怖症的症状，这个症状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抑制，即对自我的功能的限制，凭借这种抑制，他可以避免焦虑的侵袭。
假如我们能够干预症状的形成（就像我们能够干预强迫症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
假如我们阻止一个病人进行洗礼，他就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状态中。
显然，他是借助于这一症状而保护自己免受焦虑之苦的。
好像的确是焦虑的产生在先，症状的形成在后，仿佛症状的产生就是为免除焦虑的突然发作似的。
这一观点也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儿童期的最初神经症是广场恐怖症——在该状态中，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是如何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替代的。
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最好是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找到理解神经性焦虑的方法。
同时，在回答一个人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也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成功地证实了神经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
显然，他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
这与现实性焦虑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种：危险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这就是说，神经性焦虑是怎样转化为明显的现实性焦虑的。
为了简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妨假设广场恐怖症病人始终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时所产生的**感，于是他在恐惧中产生一种移置作用；从此以后，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
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移置作用更好地保护自己。
人们可以逃之夭夭，以摆脱外部危险，但躲避内部危险却是很难的事。
在我早期论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我自己曾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却也不怎么彼此吻合。
就其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而言，焦虑好像是曾带来危险性威胁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虑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种新危险的信号；它产生于力比多，而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种缘故未被利用，它还可以在压抑的过程中产生。
它被症状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约束。
因此，我们不免感到这里好像缺少了什么，否则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女士们，先生们，在上次讲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mey）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划分也迫使我们在焦虑问题的研究中更新我们的支承。
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支承的命题（即是说仅有自我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许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个新的侧面。
在谈及“本我的焦虑”
[73]或认为超我具有产生忧虑的能力时，我们的确很难明白这些说法的含义。
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事实中与我们希望相一致的成分表示欢迎：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的、神经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与外部世界的、与本我的和与超我的）发生联系［第78页］。
此外伴随着这个新观点，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的功能（这正好是一种我们不无熟悉的说法[74]）变得尤为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使我们失去了兴趣。
而且现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明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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