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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俄国小狼人的情况更为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画册根本不算什么损失。
如果不是他那淘气的妹妹总是让他看那本画册，让他看到站在画册中的狼的图画，那么，他本来完全可以对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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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曾说过，恐怖症具有一个投射特征，因为它们把内部的本能危险代之为外部的可以知觉的危险。
这一特征的优点在于使患者能够通过逃离而避免外部危险，或不对它加以感知而进行自我保护，而逃离来自内部的危险只能是无用之举。
[300]我的这一陈述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够深刻而已。
因为一项本能的要求并非本身就是危险的，只有当它引起某一真实的外部危险即阉割时，它本身才会变成是危险的。
所以对恐怖症而言，它只是用一个外部危险来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
认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够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手段来逃避焦虑，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论，即焦虑只是一种情感信号（affeal），在经济学的情境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在动物恐怖症中所体验到的焦虑乃是自我方面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以这种方式被指明的危险乃是阉割的危险。
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性焦虑（realistixiety）相比，这种焦虑并无什么不同，只是其内容依然是潜意识的，而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会变为意识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会如此，虽然他们的神经症所使用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但在他们的症状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
广场恐怖症患者为他的自我施以某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本能危险——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险。
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阉割的危险以及其他某些类似危险。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且，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也能进入恐怖症。
然而，它们只是在某一后期阶段汇入神经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
广场恐怖症的症状学因下列事实而更趋复杂化，即自我决不限于克制自己。
为了解除危险情境，它必须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暂时退行[301]到童年期（在极端情况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亲的子宫里，受到保护，免遭现在威胁他的那些危险）。
这种退行现在变成一个条件，满足这种退行导致自我不能做出克制。
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只有在别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时，只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处，而不会走到人们都不熟悉或不认识他的远处。
这些规定是什么，则依赖于每一病例中的婴儿型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神经症中支配了他。
不管对何种婴儿型退行而言，独处恐怖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这都是力图回避孤独的**（solitarymasturbation）的**。
当然，婴儿型退行只能当患者不再是婴儿时才发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如在街市、火车中或在独处时。
其后，焦虑即因恐怖症而终止，但假若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会重新出现。
恐怖症机制（meismofphobia）很好地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趋向于稳定。
持续的防御性斗争，以和症状相斗争的方式频繁出现，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关于恐怖症中的焦虑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强迫性神经症。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难使强迫性神经症完全等于同恐怖症。
对前者而言，后期所有的症状形成都显然出自自我对超我的恐惧。
自我必须逃避的危险情境是超我的敌意。
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是完全内化的。
但如果我们问，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来自超我的惩罚，实际上是阉割惩罚的一种扩展。
正如父亲在超我中变成非人格化一样，对阉割的恐惧亦由父亲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会焦虑或道德焦虑。
但这种焦虑是隐而不现的。
自我是通过顺从地执行其所发布的命令、预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这种焦虑。
如果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受阻，它会立即体验到一种极端不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与焦虑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为它就是焦虑。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在于，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它通过自我做某件事情来回避该情境或撤离该情境而被排除。
我们也许可以说，症状的形成正是避免焦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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