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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了在死亡和追求完全的性满足之间的相似性，说明了死亡和某些低等动物的**活动相一致这个事实。
这些生物在再生产活动中死亡，因为当爱欲以通过满足过程而被排除之后，死的本能就可放手实现它的目的了。
最后，如我们所知，自我通过使某些力比多本身及其目的的升华，在它对紧张加以控制的活动中帮助了本我。
第五章自我的依赖关系
我们的论题的复杂性一定可以作为下述事实的一个借口，即本书各章的标题没有一个和它们的内容完全一致，并且在转向该题目的新的方面时，我们要经常回到已经研究过的那些问题上来。
如同经常所说的那样，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认同作用中形成的，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本我放弃的贯注；这些认同作用中的第一种总是作为自我中的一个特殊职能而进行活动，且以超我的形式和自我相分离，而后来，当它强壮起来时，自我就可能更坚决地抵抗这种认同作用的影响。
超我把它在自我中的特殊地位或与自我的关系归于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种因素：一方面它是第一种认同作用，是当自我还很脆弱时就发生的认同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一些最重要的对象引入到自我中去了。
超我和后来自我所产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后来在青春期之后的**之间的关系。
虽然它很容易受后来的一切影响，但它一生仍然保留着从恋父情结派生给它的特点——即和自我分离并统治自我的能力。
它是对自我以前的虚弱和依赖性的一种纪念，成熟的自我仍然受它的支配。
就像儿童曾被迫服从其父母那样，自我也服从由它的超我发出的绝对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于本我的第一次对象-贯注，派生于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派生对它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
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这种派生把它和本我在种系发生上获得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使它成为一个以前的自我结构的再生物，这个自我结构已把它们的沉淀物留在了本我中。
因此，超我总是和本我密切联系着，并能作为它和自我联系的代表。
它深入到本我之内，并且由于这个理由而比自我更远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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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临床事实，我们就能最好地理解这些关系，这些事实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理论探讨。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当独特的方式行事。
当我们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讲话、或对治疗的进展表示满意时，他们则露出不满的神情，而且他们的情况总是变得更糟糕。
人们一开始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挑战，看作是试图证明他们比医生更优越，但后来则开始采取一种更深刻、更公正的观点。
人们开始认识到，不仅这种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扬或称赞，而且还对治疗的进展做出相反的反应。
每一种应该引起的、而且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确引起了症状的改善或不再恶化的那种局部的治疗方法，却在他们身上暂时引起了病情的恶化；这些病人在治疗期间病情加剧，而不是好转，他们往往表现出所谓“消极的治疗反应”
（herapeuti）。
毫无疑问，在这些人身上有某种坚决与康复作对的东西，它害怕接近康复，好像康复是一种危险似的。
我们习惯上说，在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复的上风。
假如我们以通常的方式来分析这种抵抗——那么，即使我们容许病人对医生的那种抵抗态度，容许病人想从疾病中获得各种好处的那种固恋，大部分抵抗仍然遗留下来：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复健康的一切障碍中最强大的，甚至比诸如自恋的难接近性（一种对医生的消极态度，或对生病好处的依恋）这种熟悉的障碍更强大。
最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正在对付一种所谓“道德的”
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并拒绝放弃受病痛的惩罚。
我们把这个相当令人失望的解释作为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就病人而言，这种罪疚感是无声的；并没有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觉得有罪，只觉得生病了。
这种罪疚感只表现为一种对极其难以克服的身体康复的抵抗。
要使病人相信，这种动机是他继续生病的原因，这也是特别困难的；他坚持那种更明显的解释，即用分析法所做的治疗对他的病情来说是毫无补益的。
[236]
我们的描述适用于这种事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因素在非常多的病例中，或许在一切较严重的神经症的病例中都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考虑。
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态度决定着神经疾病的严重性。
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更全面地探讨罪疚感在不同条件下借以表现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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