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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
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
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
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
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
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
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
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抵抗。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
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
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须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
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
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
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
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
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
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
。
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
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
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
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
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
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
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
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
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
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
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
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
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
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入，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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