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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压抑并不成功。
因为现在他在门外肆无忌惮起来，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的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演讲。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充当调解者与和事佬的话，我们一定会感到高兴。
霍尔博士会去与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回来要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会表现好些。
鉴于霍尔博士的威望，我们决定解除压抑，并再次获得了和平安宁。
对于描述心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时所承担的任务来说，这个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错的图景。
说得更直接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被容许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
的确，他们已把它逐出了意识和记忆之外，并且明显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
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中。
它们正在窥视着被激活的机会，一有机会，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一种经过伪装、难以辨认的替代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来认为可以通过压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绪现在又与这些替代物联系在一起。
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症状——能够防止来自于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
取代过去的短暂冲突，现在出现了一种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
以症状中歪曲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和线索，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与最初被压抑的那些观念相类似的残迹。
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从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寻到踪迹。
为了达到治愈的效果，必须使症状沿着同样的途径回溯，使其重新变成那个被压抑的观念。
如果被压抑的观念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这一过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为前提——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种心理冲突会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这会获得比压抑更好的结果。
有很多这样适当的治疗方法，它们可以使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
我们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绝接受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本身引向一个更高的、不会招致反对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
）；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作是正当的，但是那种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将在最高级心理功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这样就实现了对愿望的有意识的控制。
如果在现在被称之为“精神分析”
治疗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没能为你们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请大家千万要原谅我。
困难不只在于这一课题的新颖性。
那些不可调和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依然成功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有什么样性质？当压抑失败、替代或症状形成之前，必定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那种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3讲
女士们，先生们：
不说错话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简明扼要的时候。
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演讲中说的一句错话。
当时我说，在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让我的病人把一切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东西都告诉我，并且使他们相信，其实他们知道每一件表面上看起来被遗忘的事，在他们脑海中出现的观念[184]都确凿无疑地包含着我们正在寻找的内容。
我接着告诉你们说，进入我病人头脑中的第一个观念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被证明是记忆中被遗忘部分的延续。
但通常并非如此，我只是为了简捷起见才说得这么简单。
实际上，只是在最初的几次，在我简单的坚持追问下，我想要的那些被遗忘的事得以揭示出来。
当更深入应用这一方法时，不断涌现出来的观念不再是我想要的，因为它们不合适，连患者本人也觉得不对劲儿而摒弃了它们。
在不知所措之际，我固守着一个偏见。
这种偏见的科学合理性几年后被我的朋友荣格及其在苏黎世的弟子们所证实了。
我不得不说，有些时候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
我很重视心理过程是被严格决定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很难相信患者在注意力高度紧张时产生的观念具有随意性，而且与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观念毫无关系。
两个观念并不同一的事实从事件的假定心理状态中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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