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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指出的是，与从前被认为是简单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明显复杂的情况有了更好的认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
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
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
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
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
[75]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
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
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
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
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
但该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取消。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阉割是否真的被执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来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为真。
男孩信以为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欲阶段（thephallicphase）[76]，在他的早期**（masturbation）阶段，人们常常吓唬他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常在他心中得到强化。
我们怀疑，在人类家庭的早期，妒忌而残酷的父亲实际上常对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施行阉割。
而且在原始民族的成人礼经常举行的“割礼”
（cir），是这种阉割的清晰可辨的遗风。
我们意识到，在此我们与一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个观点，即对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普通、强劲的动机之一。
而某些案例中，尽管确实不是阉割，而是割包皮作为对**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英美社会已不罕见），已经在男孩身上实施，因而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在此，尽管我有意更深人探讨“阉割情结”
（plex），但我却须扣紧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害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
女人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种害怕，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却不可能形成对遭阉割的恐惧。
在女人性活动中，这种恐惧被失去爱的恐惧替代了。
[77]对失去爱的恐惧，显然是幼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焦虑的后期延续。
你们会认识到，被这种焦虑所指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
假如母亲不在了，或撤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不再相信其需要会得到满足，从而可能陷入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中。
不可否认，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实际上可能是出生时原始焦虑状态的重现，因为出生时的状态肯定也表现为与母亲的分离。
的确，假如你们遵循费伦茨所提示的思想（费伦茨，1925），你们也可能将阉割的恐惧加进这些因素里，因为男性**丧失的结果，就不能在性活动中再次与母亲（或其替代者）结合为一体，附带提一下，那种频繁产生的返回母体子宫的幻想，就是与母亲发生**往的愿望的替代物。
在这一点，这里有许多颇有趣味和令人吃惊的关系可以告诉你们：但我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引论的框架。
因此，我仅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接近生物学的种种事实。
[78]
兰克（O.Rank）对精神分析有着许多杰出的贡献，也明确强调了出生行为与母亲分离的严重性。
不过，我们发现，不可能接受他从神经症理论甚至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有关因素中得出的极端推论。
他已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出生时的焦虑经验是后来所有危险情境的原型。
[79]假如我们花点时间详细论述这些危险情形，我们就会说，事实上，焦虑的特殊决定因素——即危险情形——已被分派到了每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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