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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仪式所遵循的规则一方面积极地、另一方面消极地再现了患者的性愿望——这些仪式的规则一部分是性欲的表示，另一部分则是对性欲的反抗。
如果这种仪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状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对这种仪式的分析结果。
但是，我们的道路并非在于这个方向。
你们必须认识到患者小时候曾处于对父亲的一种“性依恋”
（eroticattat）的控制之下。
或许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对待其母亲的原因。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这种症状的分析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患者的**。
我们对于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意图了解越多，我们或许对此越不感到惊奇。
根据上述的两个例子，我已向你们表明神经症症状像失误动作与梦一样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患者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能让你们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证据相信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吗？不对。
但你们希望我再举些例子，一直到你们完全相信为止吗？同样不对。
因为对每个患者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所以我要充分地讨论有关神经症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那就需要一周讲5个小时的课程，所以，我必须满足于我的论点只给你们提供这一点的论据；对于其他的论据，我建议你们参阅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
如布洛伊尔对于他的第一个病例的症状（癔症）的经典解释[241]，由荣格（1907）所进行的对于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praecox）的最为模糊的症状的出色解释（那时荣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还没有期望成为一位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我们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
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
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解释和翻译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某一时期他们忽视了神经症的其他问题。
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位对于这种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肯定会对丰富的证据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会遇到困难。
像我们所发现的一样，症状的意义在于与患者经验的某种联系。
症状的形成愈因人而异，我们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之所在。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每个无意义的观念和每一个无目的的动作寻找出这个观念之所以产生和这个动作之所以需要的过去的情境。
我们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铃叫女仆的强迫行为就是这种症状的一个完美的模式。
但还时常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症状。
它们必须被描绘为某种疾病的“典型”
症状；它们在所有的病例中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中的个别差异消失，以致难以找出其与患者生活或旧时特殊情境的关系。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迫性神经症。
我们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仪式可引以为例，尽管她也同时表示出许多个别特点可用来做一种我所称的“历史”
解释。
但所有这些强迫症患者都有一种倾向去重复，去使她们的表现呈现周期性，并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动作。
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停地洗这洗那。
具有广场恐怖症的患者，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强迫性神经症，而是把它称为“焦虑性癔症”
（aeria），他们时常不耐烦而单调地重复同样的病态特点：他们都害怕四周围起来的空间，或开阔的广场、长的路和街道。
如果他们由一个熟人或一辆车等伴随时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
然而，在这同样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现出个体需要（怪念头），这在一些病例与另一些之中表现得截然不同。
一位患者只逃避狭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则害怕宽的街道；一个人只有在街上没有人时才敢走出去，而另一个则只有在有很多人时才可出去。
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许多因人而异的特点之外，还有许多为这种病症所共有的症状，这似乎难以用个人的历史作为解释的根据。
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才可用来进行诊断。
假如在一个癔症病例中，我们已知道它的某种特殊症状源于某一经验或一系列同样的经验（如：一种癔症的呕吐起因于一系列令人恶心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发现另一种呕吐症状却来自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时，我们不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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