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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金色的稻田，李世民问罗三，“现在百姓种地，一亩地要纳多少粮？”
“御宿乡里的朝廷课户，正赋，每丁地租是一年两石粟，户调是两丈绢三两绵，我们乡里的课丁，普遍只授田四十亩左右，二十亩永业种桑麻，二十亩种稻麦，则粮田一亩折下来是一斗粟，桑田一亩是一尺绢和一些绵。
朝廷每年还要征户钱，每三年一次大年，三倍徵收，小年每户平均是二百钱，大年则平均是六百钱。
乡里有社仓，不过是自愿捐纳，一般是上户纳粟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
罗三瓣著指头，跟皇帝一笔笔匯报，这些是明面上的税赋课捐，也还有一些衙门乡里的摊派，什么办手实计帐的纸笔钱等等，零零总总也不少。
另外就是纳粮，还会有鼠耗加征。
课户的正丁每年还要为朝廷服二十天的免费劳役，年满十八未成丁的中男，也要承担一些杂役现在，朝廷要再征义仓粮，一亩再征两升。
看似两升加征的不多，可层层的加，也还是增加了负担，朝廷说亩征两升，可地方上还要有雀鼠耗等，每个正式的税赋，州县、乡里，总要趁机搭车剥一层的。
因此，这两升义仓粮，可能最终百姓实际出的是三升甚至四升。
李世民皱起了眉头。
如果一户百姓能均田百亩，这些负担算下来，当还是能承受的，但如果只有三四十亩，负担就挺重，若是一户数丁，却仍只有四十亩，甚至不到四十亩，那又要缴租调，又要缴户钱，还要服丁役就很繁重。
这种情况下，百姓选择弃籍逃户，依附於豪强地主，甚至隱匿山林，就很正常了。
如李逸说过的一样，普通百姓，生活其实就是生存。
当然，乡间大户地主，其实也一样逃不过被盘剥。
最主要的就是公解钱和公解田的剥削，衙门为了保证公解钱的利息，不会把钱贷给穷苦百姓，又没那么多商人去借公翩钱，於是最后往往便成了向大户摊派，强行让借贷公翩钱。
县中官吏，以及捉钱令吏还要搭公车之便，把私钱充公钱放贷，以牟私利。
地主明明不需要借贷，却强行摊下来一笔公贷，月利八分，一年几乎翻倍。
乡下地主们无奈摊下，但往往转身就拿去放高利贷，还要从穷人身上再赚一笔。
公翩田还有职田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官府出租的，但不会租给普通百姓，尤其是不会租给无產的穷人，都是优先让大户承租，这样租子就旱涝保收了。
地主们自己都招佃出租田地，並不愿意去佃官府的公翩田、职田，那些田租高，可这是任务。
另外就是朝廷或州县要办点啥大事，不管是打仗，还是修城什么的，也经常会向地主富户劝捐或借。
这些都不是国家税赋，但也都是实打实的负担更別说胥吏之流的盘剥，要是遇到点官司，那更要被敲骨吸髓。
隋朝时乡曾设乡官甚至还给予司法审理之权，但最后为何又取消了，甚至歷史上唐朝也很快就取消了乡长、乡佐这些乡官，虽保留乡级组织，但却是五个里长轮流到县衙，协助县里管理乡。
说到底，衙门越多，那对百姓侵害越大，负担越重。
罗三有两千多亩地，一年收租都过千石，他这样的乡下地主，本来正是衙门背吏盘剥的对象，不过因他是李逸的人，之前还是李逸代王国的大农，故此县里可不敢盘剥他，公解钱、公田、职田，都不会摊到他头上，各种劝捐，也只是象徵性的，乡下地主大户，也都是想办法攀附官府、大族，想办法托举族人也进入官府做吏，否则也是难有保障的。
租庸调製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越是在战乱时期越好用，关键还是其简单，不用核算家產多少，不用清查田地数量、评定好坏，直接就按丁壮徵税，国家对户籍的掌握，总比对田亩、財產的掌握要容易，下面的官吏、豪强等，也不太好从中欺上瞒下。
能够保证基本的税收。
但大唐一统天下，从长远看，以均田制为根基的租庸调製，却是先天不足的。
主客户、两税法等固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这些问题也得面对。
“御宿镇的工商，对於朝廷要试行的新政，是何態度？”
李世民问。
“我等坚决拥护朝廷新政。”
李世民认真的打量著罗三脸色，“新政试行，过税、住税还有输估，这些比起原先集会管理所收的钱，要多不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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