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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此后，随着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愈发感到不足，再无力发动像凇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
抗战从此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南昌会战，中国军队30万，日军12万，中日兵力比为5：2，结果是南昌失守，中国军队损失10万余人，第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壮烈殉国。
枣宜会战，中国军队38万，日军12万，中日兵力比为3：1，结果宜昌失守，中国军队阵亡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三人，失踪两万三千人，负伤五万零五百零九人，第173师师长钟毅少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壮烈殉国。
日军从此叩开了大后方门户，威逼重庆。
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约18万，日军10万，中日兵力比为9：5，结果中条山失守，中国军队损失4万余人，被俘3万余人，8名将领壮烈殉国。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30万，日军12万，中日兵力比为5：2，结果中国四个精锐军被击溃，遗弃尸体5。
4万具，被俘4300人，长沙一度被日军占领。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军队10万，驻缅英军4万，日军9。
5万人，中日兵力比为14：9，结果缅甸全境沦陷，英军伤亡1。
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回伤亡不足万人，回国者却不足4万人，大量士兵死于瘴疠、瘟疫、伤病，无数远征军将士葬身于缅北的莽莽热带丛林之中，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中将在归国途中遭遇日军伏击壮烈殉国。
浙赣会战，中国军队30万，日军20万，中日兵力比为3：2，结果日军打通了浙赣全线，基本完成了战略目的，中国军民死亡25万余人（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40188人，被俘10847人）。
豫中会战，中国军队40万，日军14。
5万，中日兵力比约为20：7，结果河南中国军队全线崩溃，中国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8个集团军被击溃，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豫中大片土地沦陷，郑州、洛阳失守，平汉线北段被日军打通。
长衡会战，中国军队40万，日军36。
5万，中日兵力比为10：9，结果中国军队除在衡阳进行过激烈抵抗外，其余无不一触即溃，长沙、衡阳失守，中国军队损失90557人（死49370人）。
桂柳会战，中国军队20万，日军15万，中日兵力比为4：3，结果中国军队全线崩溃，桂林、柳州、南宁先后失守，日军一直打到了贵州独山，威胁贵阳，大后方震动。
在两个多月时间内，我方竟丢城失地79个县市，占当时广西全省100个县市的79，可谓惨矣。
国，民政府的陈，诚曾经分析过接二连三失利的原因，除了双方军人作战素质差异外，还有：
1、“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
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
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
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
更为痛心的是，明知形成多层指挥的根源是“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
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
并且，“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军一直没有改变过来。
2、“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
他说，在上海保卫战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
因为敌强我弱，抗战是被迫的应战，在战略上不能不取守势，但“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
道理很明白，但是，“这一辨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说白了就是只强调了防守，没有主动地抓住机会进攻，“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
犯了处处被动的兵家大忌。
“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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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法实行三军联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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