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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三年在天平门重新上演了，无知无畏的学生们制作了大型花圈摆在天平门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前，他们在国民大会堂的门前举办公开演说纪念霍邦国，被警察从广场上驱逐了。
第二天，天平门广场又来了五千人，有学生，有工人，还有不少帝都市民，全国其他的城市也陆续有民众走上了接头。
随着人数和规模的扩大，原本单纯的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示威抗议，以学生为主的抗议者转向要求对抗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严查官倒、官员腐败、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更加广泛的政治诉求。
赤党政府当然这些诉求默不作声，数千名激进的学生竟改换战场，聚集在中北海入口华兴门处，想要进入中北海内部，向登平本人情愿，赤党政府当然不会让他们进去，先礼后兵，能劝走的就劝走，能领走让单位领走，剩下的两百多名“刘和珍君”
们，那就对不起了，只能把你打走了，反正也不会有人给你们写《纪念刘和珍君》。
干完这一票，赤党政府终于开始行动起来，先是下令封闭广场以举办霍邦国的葬礼，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约十万学生无视此令，在前一天晚上游行进驻天安门广场，赤党政府这次没有动手，只是草草结束了国葬。
四名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跪在国民大会堂的阶梯上提交请愿书的大学生甚至获得了赤党政府国务总理赖波宁的接见。
那天之后，一些头脑清楚的学生和民众自发离开了天平门，但绝大多数一腔鸡血的学生却开始筹划起更大的行动，他们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成立了帝都高校学生联合会，选举了联合会的主席与各校的学生代表，呼吁全帝都乃至全国的大专院校全面且无期限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
赤党作为一个以发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发家的组织，赤党是绝不会容许抗议学生用它们曾经的手段，挑战它们的统治权威的。
于是，在登平的授意下，“四二五社论”
横空出世，赤党正式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
，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试图恐吓抗议的学生们离开广场，结束事态。
可不知好歹的学生们还是没有从天平门离开，天平门上聚集的学生反而更多了，他们在高校联合会的组织下突破了警方设立的封锁线，进行了一场全帝都市民都鼎力支持的大游行，把诉求简化成了“四反”
，即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并表示“拥护赤党”
，这一次，赤党还没有动手，并派出官员与学生代表会面，就学生们的诉求进行协商，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此后数日，赤党政府内部登平的代言人，强硬派代表国务总理赖波宁的权力因改革派总书记周阳城出访朝鲜回国而丧失，在周阳城的柔性政策下，天平门在五四前夕已基本恢复了平静。
可这时候，几位学生领袖富有“远见”
的提出，要继续抗议，以迫使赤党政府改变“四二五社论”
对此次事件的定性，他们自作聪明的在苏盟领导人乔夫访华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让这难堪的一幕为全世界所见到，致使赤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派领袖周阳城与赤党真正的掌权者登平彻底决裂。
乔夫离开中国后，声势再起的学生抗议又引发了数百万帝都市民的大游行，游行者中甚至还包括军人，警察和一些底层官员，登平开始动手了，已被夺取实权的周阳城在帝都戒严的前夕走入广场，借由扩音器呼吁学生们赶快结束绝食，离开天平门，健康的活下去，“我们都老了，你们还年轻……”
，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最后的最后，由幕后走入前台的登平所掌控的赤党被迫做了它唯一知道如何做好的事情，他们把近三十万部队通过空运和铁路调入了帝都，而他所在的第三十八军，正是第一个被部署在帝都的戒严部队，尽管他原先的军长拒绝调动部队，尽管部队在受到大量民众包围军车队伍后被迫撤回郊区，尽管海内外的无数人声援学生，但最终，清场的时刻还是来了，刚好是十三年前的日子倒过来那一天，春夏之交。
军队里只有一条规矩，那就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不论命令是什么，也不论你是否认同这个命令。
他所在的第三十八军被安排从西面向天平门推进，他和手下的弟兄们开着数辆59式战车在那天的凌晨两点左右，克服了重重人墙，终于抵达天平门，和其他部队一起，完成了由赤党中央军委主席登平直接下达的“清场令”
。
此后两周半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弟兄们都驻扎在天平门广场附近，以防止抗议者重新占领广场，如今那张广为人知的拍摄于“清场”
后次日上午的“螳臂挡车”
照里的第一辆战车里坐着的，就是他，中国赤色革命军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一三师装甲旅四团七营五连连长，陆军中尉孙德富。
很多年了，总有好事者想要知道那个螳臂挡车的人到底挡住车没有，可却没有一个人找到他这个当事人，来问一问答案，以至于他现在自己都忘记了，十八年前他到底有没有把油门踩下去。
就像十八年后，这件曾经搅得全中国上下都不得安宁的，被赤党先后称为“反革命暴动”
、“1989年动乱”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学生们自称为“爱国民主运动”
，他更愿意叫做“一地鸡血的悲剧”
的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已在赤党政府刻意的淡化与屏蔽下，慢慢地被这个国家里数以亿计的人民所遗忘了。
如今，反倒是他这个恶人，每年到了那天，总是会为死掉的战友，学生，市民，以及赤党和这个近代以来就千疮百孔的国家烧上几张纸钱，并且问自己，假如老政委还活着，并且亲历了这一切，他会作何评价呢？
也许，老政委会用他满口的方言腔说：“孩子们，革命的热情要有，革命的头脑也要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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