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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
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
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
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
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
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
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
所以，如《新唐书·列传第四下》中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
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
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
，而是“惩恶扬善”
、“以史为鉴”
、“使乱臣贼子惧”
。
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
和“惩恶”
，让人“感动”
或者“恐惧”
，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
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
“典型写作”
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
，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
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的历史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
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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