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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诗人已丧失了他的“裘马”
了。
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
的巢父、许由,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道路。
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人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宫时期。
这是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
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
诗人没有丧失气节,消极地等待长安的恢复,而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只身逃出长安。
在为官期间,由于和肃宗政见不合,他仍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
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行的母亲们,哭在一起。
安史之乱,原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一次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
由于大野心家安禄山实行民族歧视,到处烧杀淫掠,这就使得唐王朝进行的平乱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性,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历史表明:当时不仅大河南北的人民纷起抗击,白面书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
(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诗人畅当便是其中之一。
甚至妇女也自动参军,《旧唐书:肃宗纪》;“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玉二娘,相与敌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
回纥等少数民族也出兵“助顺”
。
这说明平定安史叛乱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杜甫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
,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枪”
,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
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
“三别”
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宫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
的生活。
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
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所以说“晚憩必村墟”
、“田父实为邻”
。
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并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从“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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