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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喜爱《浮生六记》的读者一样，那后两卷佚文，像不肯消逝的迷雾，一直若隐若现地盘桓在我们脑海，成为久远的遗憾。
尽管在流传过程中，有人曾伪作后两卷凑足了全本，但伪作被查证揭穿时，残缺的《浮生六记》也愈发显得神秘多端。
许多学者将《浮生六记》同《红楼梦》作比较，红学家冯其庸甚至说：“《浮生六记》是《红楼梦》之后的又一部伟大作品。”
台湾学者俞国基先生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以爱情为主调的作品，只有两部有资格称为文学巨著，一本是《红楼梦》，另一本便是《浮生六记》。
两部作品，虽然篇制不同，宏富精简不一，但某些方面，确实可堪作比对。
其中最为显著的比较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遗失和续作，同《浮生六记》后两卷的散佚和伪作。
这种巧合，又是何等的异曲同工。
林语堂先生当年编译英文版《浮生六记》时，在序中说：“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为这一句话，近百年来，无数痴心读者和收藏家，逡巡流连在书摊古市，他们憧憬着一个梦想，有朝一日或可偶然淘得沈复的“六记”
全本，或者偶遇散佚已久的后两卷，那将是令海内外文学界多么震惊的重大发现！
这个看似渺茫的希望，一位名叫彭令的山西古籍收藏家，将它变成了现实！
2008年6月，连续五天，香港《文汇报》赫然连载了由彭令撰写的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这消息不啻于在平静的海底引爆了一颗水雷，文学界一片震惊。
这意味着，《浮生六记》早期版本的卷五、散佚已久的《海国记》，已耀然浮出了水面。
在彭令后来的文字叙述中，发现佚文的过程简直像一个传奇。
2005年秋天的某个清晨，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的一个偏僻冷书摊上，彭令淘得一本清代中期学者钱泳的亲笔手写杂记册子《记事珠》。
他买下这本残破手稿后，遂在第二年将《记事珠》送到中国书店春季书刊拍卖会上进行拍卖，却因种种原因，拍卖没有成功。
《记事珠》流拍后，彭令请古籍专家对手稿进行分拆装裱，还对手稿内容逐一进行研读和查考，以便下次拍卖。
在梳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隐藏在杂记册中的惊人秘密。
钱泳手稿包括题跋、诗稿、琐事杂记和清朝使节出使等内容，在《册封琉球国记略》标题文下，出现了嘉庆十三年奉旨前往琉球的册封大臣齐鲲、费锡章和吴安邦的姓名，最最关键的是，同时出现的姓名中还有另一位清朝人：沈复沈三白。
文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册封琉球国王及追封先王的仪式过程。
而此前，伪作《中山记历》写明沈复随册封使前往琉球的时间是在嘉庆五年。
后来虽经俞平伯等人推测，沈复去琉球应为嘉庆十三年，却一直苦于没有确切证据。
现在，有了钱泳手稿的相关内容，俞平伯的推测有了明确的出处。
在这部杂记册中，钱泳还专门列出“浮生六记”
条目，条目下写道：“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诗酒倡和。
迨芸娘没后，落魄无寥，备尝甘苦，就平生所历之事作《浮生六记》，曰《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也。
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亦奇士也。”
这个发现虽只是冰山一角，却像一道电光火石，在彭令心头灵光乍现。
他猜测，钱泳手稿本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很可能就抄录自沈复《浮生六记》的卷五佚文《中山记历》。
随后，彭令开始疯狂收集一切与《浮生六记》有关的资料和文献，当初的猜测也逐渐明晰，并得到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及多位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
此后历经波折，《记事珠》得到权威部门鉴定，确认为钱泳真迹。
《册封琉球国记略》中，有一段文字被认为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
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
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日本持有的理由之一是，古贺辰四郎早在1884年便“发现”
了钓鱼岛。
然而，《海国记》中册封琉球国王的时间为嘉庆十三年，也就是说中国人起码在1808年便发现了钓鱼岛，时间比日本人至少提前了76年！
况且，写于一百多年前的这段文字也明确说及，以黑水沟为界，古钓鱼岛是在清廷疆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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