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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陌生”
与“异种”
，构成了中国在欧洲推广中国模式社会主义的两大障碍。
“陌生”
是指前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
，已经在欧洲民众心目中形成了固化的模式，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很容易就滑向前苏联的固有认知；“异种”
当然是指因为东西方的种族不同，欧洲人又有殖民时代的傲慢因素，所以不可能不影响欧洲各国民众，对中国思想的接受。
这种反应甚至不限于普通的民众，一些理论上，应该对中国有深刻认知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现在如此强大的原因，不是不知道中国已经走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难扭转过来，殖民时代还，没有结束几十年，欧洲人就要全面模仿中国的体制和道路吗？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格局，但他们又无力创新，所以只能是在过去的欧洲历史经验中打圈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不得不从长计议——在欧洲推广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时机还不成熟，只能是先加强基础建设和干部培养。
民粹极右翼主义，是一种兴奋剂和民众削减生活痛苦的毒药，就像大麻一样，但并不是治国的良方。
当年希特勒德国能够崛起，那是因为美国财阀在背后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他们要塑造一个能打破欧洲英法资本财团格局的对手。
但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投资欧洲。
所以极右翼执政，与左翼或者建制派执政都是一样，不能进行国家的结构性改革的话，靠什么财政或者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那都是缘木求鱼。
他们能做的，不过是为底层民众创造“出气筒”
，不断用其它事件，转移底层民众的痛苦，例如说移民抢掉了本国国民的工作，所以大家要赶走这些移民，并且以后不许外国人再来抢工作。
总之，就是类似当年希特勒把犹太人挑出来，作为德国人的“出气筒”
的策略。
所以中国中央最后的策略是：在欧洲还是打基础，不急于让中国培养的社会主义势力，与极右翼和建制派发生激烈的冲突。
冷眼观察极右翼与建制派之间对这些国家的争夺。
尤其是等待极右翼如果夺取政权，并不能改善国民生活和国家经济情况下，底层民众心理的转变。
中央判断，欧洲多数的民众，现在充满着一种“侥幸心理”
。
对于眼下的困难和艰苦，他们仍然期望是短期的，虽然不切实际，但人总会麻痹自己。
他们的愤怒的发泄，不过是换个政府，在现有的政体框架上进行“改革”
，以为这样，就可以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生活。
他们不愿意去想更艰难困苦的岁月，等待着他们，而是充满侥幸地等待“上帝的赐福”
，就像瘾君子，在用毒品麻醉自己。
有的知识分子，认知中国思想、理论和模式，但他们同样对转变中国模式需要的“伤筋动骨”
和“牺牲流血”
恐惧不已。
因为在中国模式中，根本没有过去的剥削食利阶层，能够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加之其它大量的社会变革，都让这些熟悉中国体制的知识分子，不到实在是混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愿意自己的国家，践行中国思想的，因为那也会导致自身的社会地位下降——再也不可能是人上人了嘛。
一句话，中国模式是好，但会损害我自己的利益，妨碍我个人的“自由”
，所以我不取之。
欧洲的这种情况，彭国丰与赵云腾曾经深度讨论过，赵云腾的看法，是时机确实没有成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打垮美国，让欧洲绝望的时候。
不过即使是那个阶段，也需要中国给予“最后的推动力”
——总觉得社会主义是深渊，站在“悬崖”
边上犹犹豫豫，那就干脆最后给你一脚，直接踹下去。
欧洲的社会，即使是普通人，由于多年相对富裕的生活，以及殖民时代的余绪，所以“小布尔乔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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