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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二三十年代北平畸形的“文化黄金时代”
，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显得那么的脆弱。
“知识贵族”
们的高谈阔论与奔走呼吁，这些“批判的武器”
，在日寇“武器的批判”
面前，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就像是精致的瓷器，只能供奉于高堂，在风暴来袭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摔碎了，破裂了。
这几年北平的文人们，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不安的他们，曾经设想了“北平文化城”
这样的不设防城市，想用北平的灿烂文化遗产，来阻挡日寇的侵略，以为不设防，有文化遗产，日军就不敢大动干戈，可以像欧洲瑞士那样避免兵戈，何其天真而愚蠢！
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对故宫文物南迁。
然而意见并非统一，而且分歧很大，北平之外的人，多主张大转移，而北平内部的文人，多数反对。
主张迁移的人道理很明确，国土散失可以有日收复，如果文物被毁于战争，那将是千古罪事，不可再生，这些都是中国古文明的结晶，将无颜面对后代的子子孙孙。
当年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个惨痛的前车之鉴。
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毁或者被劫掠，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悲剧。
北平内部的多数人却认为，北平正人心惶惶，运走这么一大批文物无疑是向老百姓宣告，国民政府即将弃北平以至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都，很不利。
国土都不保了，难道还要急于去力保这些文物吗？人民、领土、文物哪个重要哪个次要？逻辑很通透，然而实力才决定一切。
北平的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
，他们怕失去政府，从而失去家园，于是这些人召开集会，上街游行。
他们以为文物在北平，就可以保证这座城市的安全。
文物还是被迁走了，一阵人心惶惶之后，1933年底，时任北平市长袁亮，主持制订了自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
，希望通过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复古建筑、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发展北平的旅游业。
这一时期，城里的皇家园林已次第开辟成公园，郊区的长城、明陵、汤山温泉等旅游资源也渐渐开发出来。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旅行社这个新兴的行业初见端倪。
西方游客不断涌入，他们好奇地来观瞻这个落后大国的千年古都，猎奇与优越的生活，对他们构成了很大的吸引力，一时之间，北平似乎又有了活力。
北平的文人们又开始活跃了起来，美好的生活似乎还能够继续。
由于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国民政府基本上已丧失了包括北平在内的华北地区的治权，日本军队和特务，已经开始在北平城内公开活动，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却仍旧沉醉在歌舞升平的“和平”
之中。
这个时候“有成就”
的文人，在北平的生活是极为舒适的，这里可没有李思华前世那种，对北京国企商业恶劣服务态度的记忆，这个时代的服务，极致到位，因为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每份工作都宝贵至极，丢了饭碗，就要全家挨饿。
三十年代北平作为首都时代的富贵荣华，已烟消云散。
这导致过剩的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不知有多少。
因而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商店店员们以及所有服务性行业从业的人员态度之好，无以复加。
“有为”
的文人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
所以他们当然“眷恋”
这个时代，“眷恋”
这个城市，“一草一木总关情”
。
一个大学的教授，每月360元，庚款支付的教授则能达到450元。
有的教授兼了许多职，每月收入可以上千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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