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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方在领导面前骂你骂得越狠，你就要在领导面前夸他夸得越凶。
领导心中自有一杆秤，所以当你制造的这种反差越大，领导内心的天平越会倾向于你。
结果不言而喻，“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刘彻认为公孙弘谦让有德，对他越发赏识和倚重。
本来是对自己不利的局面，结果公孙弘一招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反倒逢凶化吉、因祸得福。
短短两年后，公孙弘就登上了人臣所能企及的权力最高峰——被武帝刘彻拜为丞相，并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就此成为两汉历史上第一个封侯的丞相）。
公孙弘的这套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按理说本是老子的路数，却让身为儒者的他玩得挺溜；反观身为黄老信徒的汲黯，为人处世非但没有半点老聃哲学的影子，反倒颇有纯儒那种“从道不从君”
、动辄秉公直言的风范。
由此可见，“为人”
和“为学”
，有时候真的是两码事。
汲黯这种眼里容不
得沙子的性格，对皇帝和三公都可以不留情面，对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了。
比如酷吏张汤，就是汲黯屡屡抨击的对象。
张汤自从“陈皇后巫蛊案”
一炮而红后，深受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负责与另一个知名酷吏赵禹一起制定相关律法。
据司马迁记载，张汤和赵禹此次“定诸律令”
的主要精神，就是“务在深文”
（《史记·酷吏列传》）。
此即成语“深文周纳”
的出处。
所谓深文周纳，意为制定律法尽量严苛，使法网周密，易纳人入罪。
于是，经张汤和赵禹之手出台的律令，基本上消除了任何弹性空间，使得司法官员丝毫没有依照情理适当伸缩的余地。
这固然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败，却同时也导致了严刑峻法。
张汤和赵禹还特意制定了一条“见知法”
，即对知情不报者予以治罪——这就令官员之间不得不互相监视，都把别人当贼防着。
如此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肃清官场风气，却也导致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恐怖氛围。
对此，司马光便评价说：“用法益刻自此始。”
（《资治通鉴·汉纪十》）
武帝一朝用法苛酷，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张汤这么能干，想不升官都不可能。
元朔三年末，他在太中大夫任上被武帝擢升为廷尉，一跃而位居九卿。
当然，张汤之所以得到武帝重用，不仅是凭业务能力，更是凭他的政治觉悟。
他很清
楚，“尊儒崇儒”
是武帝定下的大政方针，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正确。
因此，为了迎合上意，张汤便刻意逢迎当朝的一些大儒，如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对他们极为恭敬。
此外，只要是武帝关注的大案要案，张汤在断案时必定附会“古义”
——用儒家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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