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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为臣之道，就是只负责亮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天子是否采纳，他并不在意。
如司马迁就说：“（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正因为公孙弘善于察言观色，在天子面前始终表现得沉稳持重、谦恭退让，所以武帝刘彻对他非常满意，认为他品行“敦厚”
，言论很有风度。
而这一切，看上去都很像一个大儒应有的做派和风范，因而越发合乎武帝在政治上的需要。
我们说过，中国历史上“阳儒阴法”
的统治策略就是从汉武帝开始的。
不论武帝刘彻多么善于运用苛酷猛厉、阴狠诡谲的法家权谋，他都十分乐于在表面上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披上一层温文尔雅的儒家面纱。
而公孙弘的出现，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刘彻的这一需求。
对此，司马迁的说法可谓一语中
的：“（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熟悉典章律令和行政事务，还能用儒学的观点加以文饰，让皇帝非常高兴。
“缘饰”
一词，用得既简洁又微妙，把武帝刘彻的统治艺术和公孙弘的为官技巧，都刻画得相当到位。
当然，为官的技巧绝不只是迎合上意。
如果只会迎合，那是佞臣；不仅会遭人鄙视，时间一长也会被领导轻视。
所以，该刷存在感的时候，还是得用心去刷。
这其中的分寸，公孙弘就拿捏得很好。
他擢任御史大夫后，位高权重，对朝政自然要发表见解。
当时，汉帝国不仅在西南大力开拓，同时还在北方修建朔方城，又在东北设置了苍海郡（今朝鲜安边郡）。
朝廷到处拓边、三面开花，对国力和民力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
针对此，公孙弘就多次提出劝谏。
武帝刘彻为了说服他，就命内朝官朱买臣等人跟他辩论。
朱买臣等人以兴建朔方城为例，一口气提出了开疆拓土的十大好处，公孙弘竟然从头到尾哑口无言，一条也辩驳不了。
最后，公孙弘只好用一种十分惭愧的口吻说：“臣是齐地边民，孤陋寡闻，不知兴建朔方有这么多好处。
那就请停止西南夷和苍海郡的工程，全力营建朔方吧。”
这就是妥协的艺术——既有认错自嘲的胸襟，又有谦虚退让的风度
，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立场。
武帝见状，也相应做了让步，罢废了苍海郡。
表面上，公孙弘输了辩论；实际上，他却赢得了皇帝更进一步的赏识。
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
假如不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了六七十年，公孙弘又何来这份阅尽世事、进退自如的圆熟与老到呢？
可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少年得志，固然可喜，却未必是福。
大器晚成，虽历经坎坷，却未必不能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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