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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难度很大，毕竟进入一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像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先贤“触类旁通”
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学者的研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拓展，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
。
换句话说，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
我曾几度尝试，只感到无暇亦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
不过，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积累，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献。
而在这年，我对《周易》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
2020年疫情初起时，我辞去教职，获得了自由时间，先在安阳、洛阳小住过一段时间，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房屋，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光之中。
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
我搞过战争史，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死亡，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观的认知，很难让人产生“代人感”
。
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那时也经常问自己，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搞这种阴沉苦闷的工作，值得吗？无奈中也安慰自己：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做一点设身处
地的想象，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
所以，最后统稿时，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不然，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我可能无法坚持到最后。
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物、种植的庄稼，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但如果是探究人祭问题，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觉陌生。
因此，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发言，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
进入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存，或者比较少。
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
证据也许还不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
之前十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经”
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有难以言表的遗憾。
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
也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
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谢。
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一一从“大两河”
（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
这要比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
或“多元论”
更为深入。
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发之处。
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得的经历。
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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