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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殷墟，早商和中商的考古起步晚，成果也很有限，比如，一直没在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现王室和贵族墓葬区。
从殷墟考古看，晚商最盛大的人祭场在王陵区内，所以我们目前见到的早商和中商的人祭场可能还不是当年的主体。
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在这期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
此外，早商的神奇扩张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无法完整复原。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
或“复杂酋邦”
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
28不过，为何战争与人祭可以铸牢新兴王权，吉迪却没有多谈。
结合前文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年人祭历程的梳理，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理论层面，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对于吉迪的论述，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背景：“早期国家”
之前的部落甚至村落阶段，人祭行为已经广泛存在，原始时代的宗教（或者称之为“巫术”
）并不缺乏人祭理念。
比如，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华北地区，部落间的战争冲突颇为剧烈，多地孕育出“早期国家”
的雏形，而且伴随着较多人祭现象。
这有吉迪总结的“统治者希望获得牢固统治基础”
的因素，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早期国家”
的主要原因，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
吉迪的“早期王权倾向乞灵于人祭”
的结论，虽符合大多数“早期国家”
的特征，但也难免有例外。
比如一度非常辉煌的“良渚古国”
就并未发现人祭遗存，反倒是解体之后，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区多了起来。
29龙山时代，陶寺和石郎这两个古国几乎同时并存，石期的人祭很密集，陶寺则比较稀少，但后来却还是同步解体，也就是说，人祭宗教并没有能够保障石崩的持续繁荣。
在当时的华北，像石郎这种热衷人祭的早期古国要占多数，但都没有逃脱衰亡的命运。
夏朝-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遗存也不太多，而且王室的人祭行为还要比民间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朝初期，直到又过了近一百年，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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