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热天中文网】地址：https://www.rtzw.net
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
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
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
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代“棋待诏”
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
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
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
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棋艺，故有“国手”
之称。
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
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
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唐代始，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
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
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
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
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
做成的。
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
《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
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
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
的棋手。
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
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有、吴瑞澄诸为最。
尤其是过柏龄所著《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
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
。
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
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
。
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