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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
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
这是学者许纪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博得当年知识分子群体共鸣的文章——《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中，所截取的一段话。
在“人民皆高”
的洪流溃击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生存姿态呢？
这是1988年最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但同时也真实反应了当时最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
是啊，1988年的华夏大地，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还有多少人安于循规蹈矩的现状？
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
这一年，无数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都曾心动神摇，纷纷下海。
一张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个公司。
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便能赚来无数钱财。
1988年是一个开放的年度，从古以来受到轻视的商人，成为本年度最具光采的象征。
私营企业开始悄然涌起，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雇工八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
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
这一年的头五个月，京城新增公司700家，沪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47.7万家。
在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从业人员本年度达到40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更有数不清的掮客在到处牵线搭桥。
人们戏谑地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与此同时，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也持续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
像京城前门地区，有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一年收入过万元。
在祖国南方，花城一位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个服装摊，几年下来已腰缠万贯，“万元户”
是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嫉妒又羡慕的时髦称呼。
要知道，本年度首都京城的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二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一百八十二元。
一万元是他们五年工资的总和。
于是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开始诞生。
什么“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
还有什么“摆个小摊，胜过县官。
喇叭一响，不做高官。
全家做生意，赛似。”
新的“读书无用论”
在社会酝酿。
这一年京城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学生的择业方向已偏向于急功近利，莘莘学子已无法安坐书斋。
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在“全民经商”
浪潮中，商品经济对于知识分子的挑战，对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心理苦役。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这个商业精英获得无数崇拜和羡慕的年代，在这个以下海为荣的年代，虽然有不少人通过商场搏杀终于成为人人称羡的“大款”
，但也有不少人被海水呛着的。
有人沉沙折戟，有人死里逃生，有人回头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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