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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正史野史，还是中外历史，都要用这个方法衡量。”
“拥有二重以上证据的，方能称为信史。”
用后世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及后来发展的三重和多重证据法，作为实证史学的治史方法。
钱谦益只是一听，就知道皇帝又在指点他学问，很是欢喜地道：
“实证史学，确需多重证据。”
“史籍和古物之外，还能有其他证据验证。”
“无论正史野史，都要实际验证。”
确定多重证据法，是实证史学的治史观念和方法。
任何历史记载，都要用多重证据法验证。
那些之前还觉得实证史学空有名称的，此时当即就傻眼了：
他们根本没想到实证史学完善得这么快，直接就确定了具体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听起来还完全可行，经过验证的历史无疑会更可信。
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已经开始探讨着，自家收藏的古物能与哪些史籍印证，践行多重证据法。
可以说，这个治史方法，一下子把实证史学完善起来。
人人都能用多重证据法，验证史籍记载。
实证史学在他们的支持下必然大行于世，并且越来越完善。
义理史学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不止是因为皇帝否定这门学问。
那些钻研了一辈子经史的臣子，对此很难接受，孙奇逢道：
“义理史学虽有错漏之处，但是其师法《春秋》、明正统、论天理，岂能完全摒弃？”
“臣以为可纠正其剪裁史料的过失，但是著史之时，仍旧要以义理为先。”
刘宗周同样说道：
“《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同样是义理，治史当以此为先。”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他们出于保守，大多认为可以修正义理史学，却不必完全推翻。
就连朱由检面对“大一统”
这个义理，同样无法反对。
因为这是中央集权的根基，也是中国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据。
他在仔细思考后，向群臣道：
“所谓义理史学，应该说是史观。”
“它在论史之时，以纲常义理为先，地位从属于经学。”
“实证史学，则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寻找它的源头，确定史料真伪。”
“然后再根据史料，得出相应观点，独立于经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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