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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对孔壁古文经的态度，确定研究古籍的规范。
这种为先贤保存典籍、为往圣继绝学的做法，群臣不得不称赞。
他们只能认同皇帝，先把不能确认真伪的孔壁古文经，作为参考典籍。
好在古文经学不止是孔壁古文经，还有河间献王刘德召集毛苌等人整理的《毛诗》《礼记》《周礼》《孝经》等，甚至还有《左传》。
也因为这些典籍的存在，朱由检和群臣确认有《左传》这本书。
但是现行《左传》，不完全是左丘明所作，现行《左传》的作用是参考，等待以后辨析。
《公羊传》《穀梁传》，同样有各自的问题。
而且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不可能作为春秋经学习。
那么，应该如何校注春秋呢？朱由检道：
“阳明先生曾说：《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五经之中，诗、礼、易记载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礼乐制度，包含一部分历史。”
“《尚书》《春秋》两经，完全可以当作历史，堪称亦经亦史。”
“《尚书》的纪年不够明确，主要作为经义学习。”
“但是《春秋》却是一部编年史，首先要作为历史学习，进而学习其中的微言大义。”
“学习《春秋》，就是同时钻研经学和史学。”
“或者说，从经学入手，深入研究史学。”
这个观点，有继承也有新意。
六经皆史、经史无异的说法由来已久，王守仁、王世贞、李贽等人都持这个观点。
胡安国的《春秋传》其实也是如此，它是“事据《左氏》，义采《公》《穀》”
，从经史两个方面解读《春秋》。
这个解经原则，群臣是认可的，不认可是现在的学子“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
。
负责编撰编年史，又擅长揣摩皇帝心意的黄立极，此时出言说道：
“陛下定黄帝纪年，臣以为《春秋》既然是编年史，注释时当用黄帝纪元。”
“再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摘录当年当月发生的事情。”
“之后再参照《公羊传》《穀梁传》和先贤注释，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
“如此经史合一，方能解读春秋经。”
这个说法，得到朱由检称赞，龙颜为之大悦。
群臣则纷纷侧目，没想到黄立极这个阉党余孽，竟然也敢插手学术。
若非此时是在经筵上，只怕已经有东林党人，跳出来弹劾指责。
他们可不想让春秋的注释权，落入阉党手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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