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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想着，地方士绅绝不会让地方官为所欲为、烂地方的。”
“可督抚权大，议会权小，奴才怕制不住这班人。”
“这岂不是更好？”
皇帝哈哈大笑，“如果地方政府和议会闹得不可开交，岂不是都要找朝廷来寻求支持？地方政府要找内阁寻求支持，议局要找国会两院寻求支持，事情一旦闹大，朝廷便有了介入的理由，到时候要方要圆都极为简便，更何况还有监察院的屠官刀呢……”
好一个以权制权，以地方制地方，载泽和徐世昌两人回味再三，终觉可行！
于是商定，做预算报告之时由徐世昌唱黑脸，尽管把责任往财政部推，然后权力下放给地方议局。
一句话，皇帝把五权制衡、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发挥到了最充分之处。
“诸位议员，此次提出维新三年财政预算案，除去为明岁编制参照方案外，还有另外三层用意。
第一曰理顺关系，税收中央地方区分，财政自然也要中央地方区分，预决算同样也要分开，这样操办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第二曰减轻地方负担，地方财政开支毋庸报部审议实行后，各省就不必疲于奔命、苦于稽核，无论办公经费也好，当差之人也罢，都能减轻负担；第三曰减轻民众疾苦，依预算案的要求，明岁旧军裁撤之后，朝廷将减少对各地解款数量的要求，各地对赔款的认缴亦要相应减轻，特别是朝廷已达成币制改革大借款，对原有借款予以清理，各地亦能从中受惠，光是军费一节受惠即达三成，一方面可以弥补财政赤字，另一面则可将财政用于改善民生……”
虽然徐世昌的提议有这样那样的考虑，但从众多议员的角度来衡量，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各省议局不但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权力，而且还获得了不增加赋税的有力承诺，议员们无一不是有产者，自然高兴异常。
这个时候，已经无从去计较为什么财政部那么容易放权。
他们脑子里全都是利好消息——手中的权，多了；要缴的税，不会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
太好了。
这样好的大臣不当总理谁当总理？这样体贴民情，顺应民心的内阁不留任谁留任？赞同！
！
！
第三次机遇第三卷第六十六章以权制权，！
;但是。
载泽依然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丝毫没有气
样——今儿这是怎么了？泽公撞邪了？
嘀咕归嘀咕，再怎么不对劲也只能埋在心里——难道还能凑上前去问一声：“泽公，徐总理在拐弯抹角指责财政部呢，您怎么没个响声？”
但徐世昌补充说明地后一条，立即让人感受到了分量：
“按照中央税制和地方税制地划分，朝廷对地方收支不加干涉，惟加以监察督促。
如何监察呢？方法有三：第一，地方从维新四年开始，同样需做地方预算、决算案，报本省议局审议通过，不被认可者则予以撤换行政长官之责；第二，每年经费核销，虽然毋庸报部审议，但须将审核清单报财政部备案审查，若有不法行径，予以纠核之；第三，监察院将汇同财政部组成地方清查核算监管小组，派遣钦差大臣予以实地检查、清理，若有问题者，一律撤职查办。”
别的都还好，一听“监察院”
三字，台下一起竖直了耳朵，脸上却是恍然大悟的神色——难怪朝廷如此放权，原来是捏着如此利器呢。
官屠不出则已，一出必然是血雨腥风、牵连一片，而官屠作为命硬之人，前次武昌叛乱都不能奈其何，真是……
难怪载泽如此沉得住气，倘若财政部依旧掌握核销大权，在监察院的严打之下，免不了成为众矢之的，不说牵连，至少失察之责是免不了的，现在一通改革，财政部的权虽然小了一些，但是无形中安全系数也大为提高，出事地可能性降低了，这个财政大臣才能当得稳当——载泽可不想被岑春煊参劾后去颐和园“度假”
。
稍一回味之后，诸议员忽地又想到，按照这一番财政体制的变革，岂不是地方议会的权力也要大大增长？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此次议局选举及开会，除个别省份外，其余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抱着不以为然，甚至能搪塞就搪塞，能应付就应付的态度，丝毫没有将议员们放在眼里。
现在按照这个思路，议员们掌握了财政审核权就等于掌握了地方权力的要害。
虽然免不了彼此间的明争暗斗，可毕竟有了说法，朝廷有了旨意，不怕疆臣大员不买账。
望着台下那100号民选议员脸上露出地兴奋之色，徐世昌心里不由地在感叹皇帝高瞻远瞩、计谋深远。
皇帝曾在国会开幕前召见了徐世昌和载泽，透露相关意思，但不论载泽还是徐世昌，都对皇帝放手地方财政地提议表示反对。
载泽情绪当时十分激动，认为：“庚子以来，地方督抚越发肆无忌惮，对朝廷旨意阳奉阴违，越来越尾大不掉，奴才去年好不容易逮住机会用了财政清理的名义压制了一番，如果今后地方开销不用报部审核，则地方更会与朝廷离心离德。”
徐世昌也表示了反对，虽然他曾也是封疆大吏，但此一时彼一时，坐在内阁总理大臣这个位置上，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皇上顺势而为地主意是不错，但臣以为，倘若朝廷对地方没有财政约束而只有人事约束，即便予以撤换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与大局无益，更不能挽回地方对朝廷的恭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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