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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既有了统一的治国思想，同时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让一切思想学说皆能为其所用。
说白了，政治都是实用主义的
。
只要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只要有助于解决国家、社会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武帝刘彻又何必让自己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在历史上，真正禁绝百家而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其实是秦始皇。
秦国利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和军国主义政策强势崛起，统一了天下；而后始皇嬴政又把法家的统治思想推向极致，以“焚书坑儒”
的方式强力实行愚民政策与思想专制。
然而最终，也恰恰是法家的苛政和暴虐统治，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
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武帝刘彻又怎么可能只用一种思想学说来束缚自己，继而重蹈秦朝的覆辙呢？
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段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也足以跟司马迁的上述说法相互印证：
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
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秦朝为了统一思想，一举终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企图通过焚毁百家经典、不让百姓读书的专制手段来实行愚民统治，结果失败了。
所以汉朝才会反其道而行之，广泛收集民间藏书，重新接续先秦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传统。
到了汉武帝
一朝，更是建立了“国家图书馆”
和“古籍研究院”
，专门命人对那些“书缺简脱”
的百家典籍进行搜集、整理、校对、研究，最后由国家统一收藏。
当然，说汉武帝“悉延百家之学”
，并不意味着诸子百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
最被他看重的，当然还是儒、法二家。
因为在当时，这两者最有利于强化中央集权，最有利于统一人心，从而最符合汉武帝的统治利益。
在此，儒家提供了汉武帝所需的思想资源、道义资源和理论框架，法家则是作为实际政治操作中的秘籍和利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大汉帝国从汉武帝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了所谓“外儒内法”
“霸王道杂之”
的“汉家制度”
——儒家的“德治仁政”
与法家的“严刑峻法”
杂糅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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