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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山海关兵部司代转的杨振捷报找出来。
朕记得其中有一道，说是他占领了建虏的什么赫图阿拉城，请旨要将其更名的那一道！”
“奴婢知道，奴婢这就去找。”
躬身在侧伺候的王承恩，领了旨意，朝乾清宫东头的架阁库，小步快走而去。
虽然在场的大太监不止一个姓王，但是崇祯皇帝嘴里说的王大伴，不是别人，正是王承恩。
就在皇帝和众人的静默之中，王承恩去得快，回来得也快，片刻功夫就将一封早已拆了火漆密封的山海关奏报，呈递到了皇帝的手中。
按理，这一类的军情奏报，是由严格的呈阅、流转、归档制度的，在进入通政司誊写备份之后，比较紧急的会被直接送到司礼监转呈皇帝阅示，不是那么紧急的则会被送到内阁票拟，然后再送往司礼监转呈皇帝阅示。
但是通常都会从通政司先到内阁，然后内阁票拟处理意见之后送司礼监，最后到皇帝手中。
皇帝如果同意内阁票拟的处理意见，那就照着写上朱批，然后叫人送到司礼监用印，最后返还到内阁，按旨意分发相关部院衙署或者人员办理。
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票拟的处理意见，那么就叫司礼监把它们送回去，叫内阁重新票拟，或者直接由皇帝本人朱批处理意见，交内阁起草圣旨、司礼监用印，然后再分发相关部院衙署或者人员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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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程上讲，各地方和各部院衙署呈送给皇帝阅示的章奏或者军情战报本身，最后都是要回到通政司核实无误后存档和备查的，很少会在中间留在皇帝的手里。
在以往的十几年里，崇祯皇帝一直严格遵守这样的惯例，从不将外面恼人的政务军务折子留在自己的寝宫内。
但是自从今年四月以来，这个墨守成规了十几年的皇帝突然打破了以往的惯例，不仅将来自辽东的捷报，尤其是杨振的捷报原件，长时间留在乾清宫，而且到了五月里，更是直接命王承恩，在乾清宫东阁内腾出了一个架阁库，专门存放那些来自辽东的捷报原件。
尤其是杨振那边历年呈送来的战报、上表、奏章之类的文书，在乾清宫的架阁库里有一个专门存放的地方。
每到被关内战局的变化或者其他各类焦头烂额的事务，搞得心神疲惫甚至万念俱灰的时候，崇祯皇帝就会到这个小小的架阁库里一呆就是几个时辰。
翻阅杨振的各种捷报以及关于辽东和金海镇辖内等处各种大事小情的奏章，甚至是那些为其部下请功请赏的表功文书，都能让崇祯皇帝恢复一些信心和力量。
如果说是杨振在辽东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支撑着崇祯皇帝硬着头皮挺到现在，那可能有些夸张了。
因为原始空中没有杨振的胜利，崇祯皇帝也在明末那种天崩地裂的局面下左支右绌拆东墙补西墙硬撑了十七年。
但是如果这一世没有杨振在辽东取得的一场接一场的胜利，那么崇祯皇帝是绝对不可能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局面下依然保持其威望不坠的。
起码这一世，到了崇祯十六年，前世已经彻底断掉的漕运，仍在艰难运转。
包括前世崇祯皇帝命沈廷扬试行后证明切实可行，但却因为内阁和朝臣的反对而作罢的海运，在杨振的支持下和他在辽东开创的有利局面下，也在持续的运转。
甚至在前世崇祯十六年的时候，已经收不上来或者完全运不出来的江南、湖广、两广的粮赋、税银，也多多少少被运到了京师。
虽然路途遥远、损耗惊人，有些甚至运不到京师就被南京户部和督师侯恂截留用于追剿流寇去了。
但是京师户部打着支援辽东作战的大义名分，还是能收上来一些的。
以至于这一世的崇祯十六年，京师百官还没有沦落到一点钱粮发不出来甚至有官员阖家饿死的悲惨局面。
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杨振在辽东的胜利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有心人一琢磨就知道离不开杨振在辽东的胜利。
正是因为有了杨振在辽东的接连胜利，京师朝廷和百官的心气才没有完全散掉，同时他们中间想做事的人也还能继续以诛除建虏、收复辽东的大义名分征收到一些粮赋税银。
正是因为有了杨振在辽东的接连胜利，崇祯皇帝的声望也才没有在内外交困和各种失败面前一跌再跌，以至于最后叫大臣们捐助饷银没人捐，通知上朝议事都没人来。
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杨振在辽东的接连胜利，在原时空中因灾而民变不断、混乱如麻的豫东、淮北、鲁西南地区，才没有如期发生。
尽管黄河依旧被挖决口了，尽管开封以下黄河下游依旧遭灾了，但是这一世，数以万计的灾民，却并没有走上或投奔闯贼，或啸聚山林的造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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