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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像其他同僚那样沉湎于整天阿谀逢迎、声色犬马，而是来了一个逆向思维：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全面检讨、否定自己的品德、言行、学识，从此拉开了全方位反躬自省的序幕。
曾国藩的反躬自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忏修为。
诚信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
曾国藩是读书人出身，从小受的就是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理念的传统教育，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者，自然把诚信看得很重。
然而官场之上，巧言令色、溜须拍马之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可看作是通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为人不诚，言不由衷，言语尖刻，待人怠慢。
曾国藩身在官场，自然也难免其俗，但所不同的是曾国藩在“言行不一”
“随俗”
之时，心里头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份理智，尤其是一份羞惭。
在曾国藩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有“语不诚”
“心有骄气”
“言不诚“、“语多不诚”
“口过甚多”
“有骄气”
“有狂妄语”
“言多谐谑”
“背议人短”
之语，自责之意甚矣。
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三日记，“是日，口过甚多，中有一言戏谑，非特过也，直大恶矣！”
。
廿一日，“说话太多，神疲，心颇有骄气，斗筲之量，真可丑也。”
不难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确充满了诚心的省克和强烈的批判精神。
第二，恨无成。
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诗词歌赋舞文弄墨之属自然不在话下，加之曾国藩从小用功甚笃，特别是跻身翰林，成为天子门生以后，更是文名在外，自视很高，处处不甘居于人后。
然而，京师毕竟不是湖南，翰林院更不是岳麓书院，高手比比皆是，藏龙卧虎，难见首尾，这对曾国藩刺激不小。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朋友处欣赏昆曲，颇入戏，感到“心甚静且和”
，感慨古乐陶情淑性，入人之深，反省自己“吾齿长矣，而诗书六艺一无所识，进而自责“志不立，过不改，欲求无忝所生，难矣！”
，为自己缺少文艺细胞很自惭。
交朋会友是曾国藩官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每朋友相聚，谈经论道，吟诗作赋，交流心得是经常的节目。
如果肚子里没有一些真东西的话，那是难以为继的。
曾国藩生性好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求胜心”
。
然而由于“心浮不能读书”
，或“涉猎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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