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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慨叹一声道，作为臣子，不能为国家消除祸乱，反而因为一些琐事给圣上添乱，我于心不安啊！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官不官绅不绅的地位失望至极。
惹不起躲得起。
曾国藩咬牙吞下了这枚苦果。
他以“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薮”
为由，上奏咸丰帝移师衡州，以便“就近调遣”
。
被逼移师的曾国藩对权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时逢乱世，如果屁股底下没有督抚之位，手里不握有生杀大权，那么必将受制于人，最终也将一事无成，抱憾终生。
自此，曾国藩为了争取权力不断努力，只是苦于一时没有合适的机会。
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很不爽。
清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曾国藩因军功而被实授兵部右侍郎之职。
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官职，曾国藩不太感冒。
因为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兵部侍郎一职跟帮办没有多大区别，都一样没有实权。
曾国藩想要的是权倾一方的督抚之位，而咸丰帝压根就没有把这样的重权交给他这个汉人的想法，即使他是一位能员也不例外。
对此，曾国藩颇为愤懑，气得恨不得咬碎钢牙。
可气归气，根本就不可能跟咸丰帝掰扯个里表，只能是自己跟自己纠结，自己跟自己怄气。
就在曾国藩抑郁不快之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终于出现了。
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二月初四，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病逝于老家。
七天后，讣讯传到正在江西瑞州的曾国藩手里。
曾国藩闻讯大骇，“仆地欲绝”
。
五天后，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了一道请求回家丁忧的奏折。
作为长子，曾国藩必须回家为父亲披麻戴孝，以尽孝道。
在奉行“父为子纲”
的大清国，这是曾国藩请求丁忧的最充分的理由。
接着，曾国藩又据实陈述，强调“丁忧”
是自己的一贯思想。
曾国藩说，我回家奔母丧，未经百日就奉旨出山饬办团练。
当时，恰逢武昌失守，震动数省乃至全国。
我在墨绖出山的奏折中就有言在先，等大局稍有好转就立刻回籍终制，这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
咸丰三年（1853年）冬天，我连续奉旨救援湖北、安徽、江西。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我再次声明，我是丁忧人员，如果稍立战功，无论有什么样的奖励，什么样的表彰，我一律不敢接受。
只求形势稍有起色，当即回籍守制，这也是有据可查的。
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蒙恩补授兵部右侍郎，当时虽然已经接受任命，但我私下里仍然常常未没能在家守制而感到遗憾。
现在又需要丁父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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