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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曾国藩亲自出面，靠着老面子给那些有影响的“绅耆”
写信，希望他们明白捐赠的重要意义，奉劝他们带头捐助。
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民力艰难”
，虽经曾国藩“再三劝谕，终不踊跃”
。
另一方面，积极向朝廷争取政策，寻求支援。
自清咸丰二年（1852年）年底出山至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多次上奏咸丰帝，从各种可能的方面寻找出路。
比如，请求从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万两饷银中，截留四万两，用以“筹备炮船”
；把湖南的漕粮征为军用，“使兵勇无乏食之患”
；将“捐输”
归入筹饷之列等。
到了清咸丰四年初，曾国藩更是请求咸丰帝直接派大员具体“办捐济饷”
。
这种完全依靠别人施舍过的日子，让曾国藩既无奈又无法。
对于曾国藩在这个时期所处的困境，江苏巡抚何璟说得最直接最透彻。
他说：“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敌。
无尺寸之土地，无渭滴之饷。
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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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军事斗争的经验问题。
曾国藩认为“军事是极致之事”
。
军事斗争的实质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搞军事不能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需要的是一击毙命，战胜敌人，争取最大的胜利。
军事斗争的经验除了向前人学习以外，主要靠在实战中日积月累。
在这方面，尽管曾国藩曾兼任过兵部侍郎之职，但毕竟没有耍弄过真刀真枪，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是一个纯粹的“白帽子”
。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太平军和泛滥成灾的土匪，身负圣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临阵磨枪，仓促临阵，在无数的失败中积累起一点一滴的血的经验和教训。
这种过于血腥和残酷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并不是曾国藩所愿意采纳的，但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
曾国藩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去接受。
曾国藩就是凭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和教训，拼杀于血雨腥风之中，最终立下了不世军功，成为一代军事大家。
他的这些经验、教训、感受、见解，散见于各种奏稿、书信、日记之中，而集中于蔡锷所辑成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
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曾国藩等的军事思想，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宝贵的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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