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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倒没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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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查处冤案却把自己送进了大狱。
说到底，曾国藩还是书生本色，是那个时代所有士子的典型代表，不忘把“三纲五常”
时时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更把忠君报国作为毕生的信念和理想来追求。
为官八年，曾国藩每天生活在“闭门百虑丛忧煎，出门葛蔓相纠缠”
[3]的官场之中，经历了不少凶险磨难的历练，心得体会更是总结了一箩筐，但事情过后又都忘到了脑袋后去了，仍然一切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做到绝对服从绝对遵循，认真履职，不折不扣，完全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
的态度，因而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置于被动的绝境，而他自己却不改初衷，义无反顾。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十六岁的曾国藩官居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之职。
随着官职的不断跃升，曾国藩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会到了当官的益处、妙处。
好日子接踵而来。
由于收入渐丰，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搬出了寄居了六年之久的长沙会馆，单独赁了房子自立门户，显示出了大清中层官员的范儿，而且把家眷接入京城，一家人得以团圆，曾国藩也因此结束了与夫人多年分居的鳏夫生活。
从表面上看，这时的曾国藩官运亨通，生活滋润，只能用春风得意，诸事顺遂来形容。
孰不知，一场场险恶难料的官场风暴即将来临。
一天，道光帝单独召见曾国藩，吩咐他到河北的保定府走一趟，对那里发生的一起案子进行复核。
领了圣命曾国藩不敢怠慢，连夜就带着随从赶奔保定府。
道光帝究竟交给曾国藩一件什么案子呢？
说起来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审理的过程却很繁琐，总是节外生枝，几经反复，甚至连道光帝都不得不亲自出面，组织三法司会审，但也是搞得一头雾水，没有最后弄清楚，成为轰动一时的悬案。
案情的主犯叫李纯刚，是保定府的一位县学生。
他被人举报私藏朝廷禁书，并批有反语，不仅李纯刚本人当即被剥夺了功名，上报斩刑，而且还被没收了全部家产，要把他的全家发配边关。
这看似一件很普通的案子，既有原告也有被告；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既有庭审又有口供，一切都符合程序，就等刑部批准执行就是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波澜。
保定府的一些读书人气不过，联名到总督衙门替李纯刚喊冤。
在没有得到总督府的答复后，来了一个进京越级上访，直接告到了刑部、大理寺和军机处。
这些读书人避开了李纯刚私藏禁书一事不谈，而是将矛头直指保定知府，控告他故意陷害李纯刚，目的在于图谋李纯刚的巨额家产。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案件就复杂化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私藏禁书问题，而且还牵扯到了官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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