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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些错过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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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缠凑不齐，曾国藩只能干着急。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曾国藩已经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了。
同年，他被钦命为四川乡试主考官。
按照惯例，曾国藩得到了两千两的典试程仪，这也是曾国藩居京师五载所得到的最大一笔资财。
曾国藩除了留下四百两银子作为入川的盘缠外，把其余的一千六百两银子悉数寄回家中，并修书一封，就如何分配这些银两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在家书中写道：“……南五舅二百两，如不收，则由父亲用此银两买上几亩好田转赠南五舅。
……不孝男如不抓紧报答卖牛送男进京之恩，怕要来不及了。”
[2]
曾国藩为什么对南五舅“卖牛送男进京之恩”
如此挂怀呢？原来，这与曾国藩二十六岁那年二度进京参加会试息息相关。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经过一年厉兵秣马、潜心攻读的曾国藩准备再赴京师，参加第二年的会试。
可是，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准备启程的时候，却出现了大问题——家里拿不出他进京所需的盘缠，这让曾国藩眉头颦蹙，心急如焚。
自古以来，上学读书拼的不仅仅是学子们的智力、体力，更重要的拼的是家里的物力、财力。
对任何一个学子来说，首先是要有读书的愿望，也就是所说的内因，内在的动力，这属于上层建筑；其次是具有可以保证读书所需的财力，这属于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足够雄厚而智力不足，难以取得好的结果；智力卓越而财力拮据，那么也难以圆满。
从古至今，有志于读书治学的人比比皆是，但由于没有经济能力而使云梦化清烟的事儿屡见不鲜了。
所以，自古以来就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读书人，人人都能当秀才。
曾家最大的开销就是花在曾国藩的求学上。
曾国藩在家里读私塾的时候还好些，毕竟吃住都不需要额外的支出，但出门在外就不同了，处处都需要花钱，这是不能回避的一大现实问题。
在巴掌大的杨树坪，曾家的经济状况勉强过得去，绝对不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
作为耕读之家，曾家也就是比一般的农户多百八十亩的土地和一些房屋、牲畜而已，并没有其他可以随时增加收入的渠道，平时很难见到多少现钱。
况且“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这是从古至今的一般通例。
这样的话，曾家又要去掉一部分资产。
加上曾家的日常生活一向以节俭为宗旨，曾家又有一家子人亲手种粮种菜养鱼养猪织布、处处讲求自给自足的传统，一年到头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所以看着比一般人家富裕一些、活泛一些而已。
但从曾国藩读书开始，尤其是聘请先生、外出求学，以致后来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乃至会试，曾家的钱口袋嘴就再没朝上过，进项一点没增加，而大把大把的银子却像流水一般“哗哗”
地往外流。
这个时候的老曾家四世同堂，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本来就重，这样大把地往外掏银子着实是有些吃不消了，常常是全家人咬紧牙关硬撑着，尽量不影响曾国藩的学习，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始终不知道家里的实际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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