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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特权。
此后的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
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
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
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
，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
的“天朝大国”
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
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着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汉朝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
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
、“商人为四民之末”
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
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
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
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
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
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
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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