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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例如,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等。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美国佬的“官司癖”
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王府井的位置决定了东方广场的特殊性,东方广场计划无疑是在天子脚下搭戏台,戏演得好,“龙”
颜大悦,利润自然丰厚;戏演砸了,连戏台都可能被端掉。
对李嘉诚来讲,这是个机遇,同时也是个挑战。
但是,他敢于大胆尝试,敢于开创新路,因为他知道惟有如此,才能在财富之路上走得更远。
借股市做大做强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
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
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由于与祖国大陆的特殊关系,祖国大陆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注:贷款较易)。
另外,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1969年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
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集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香港股市,对于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来说,可望而不可即。
香港会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也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
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
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
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所垄断的地位。
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
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元,占当时本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钱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
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
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
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年底收市的341点。
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
而筹集资金最快捷而有效的途径,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公司上市有很多好处,首先,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可以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上市后也有再融资的机会,从而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来源。
2.股票交易的信息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各种媒介不断向社会发布,扩大了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了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有助于公司树立产品品牌形象,扩大市场销售量。
3.可以利用股票期权等方式实现对员工和管理层的有效激励,有助于公司吸引优秀人才,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等,但是公司上市也有其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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