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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
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
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
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
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
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
之道，主张经世致用。
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
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
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一生。
从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
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
他提出要“纯用重典”
，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
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
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
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
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发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
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
。
无疑地，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
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
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
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残暴，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
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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