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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力之大，可以想见。
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进求，亦无大的进展。
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320尊。
以后陆续采购，大大增加，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利器。
曾国藩还是最早提出自筹军饷的将帅之一。
这有一个过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由赛尚阿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
湘勇至长沙之三营也同样如此，但省内财政拮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
，乃决计自筹军饷。
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庙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士相助。
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
。
有的富户慷慨捐输，如湘乡首富朱某，一次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
但多数并不踊跃。
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令富户捐助，“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决计行勒之药”
。
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
这样，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达到六万串。
此外，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咨准截留两万。
但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
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之四万金，仅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
，当时正“大招水勇，所费不赀”
，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璋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
。
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沙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营及大营日常开支。
这就是说，曾国藩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
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援。
骆秉璋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住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
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痛切地认识到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布置建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同时也使满汉统治者力量对比产生新的变化，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
“改弦更张”
与“赤地新立”
，在制度上、人事上，使湘军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
而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则是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联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
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生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地位与厚禄化为各级头目的个人恩德，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
曾国藩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全军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又是上述各种关系和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
曾国藩竭力维护自己这一地位，他对王錱的处理，正是这种努力的生动例证。
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抚将帅，成为曾国藩等私人或集团的军队。
做事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可急于求成，循序渐进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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