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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私票等手段牟取暴利，新幣推行后，朝廷设立专门的兑换机构，垄断了货幣发行与兑换，他的钱庄生意瞬间一落千丈。
更让他焦虑的是，养廉银制度推行后，山东的官场风气为之一变，之前那些可以通过贿赂搞定的官员，如今大多收敛了手脚，他想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疏通关係获取特权，难度陡增。
史朝佐心里清楚，若是任由这些新政推行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家的生意就会彻底垮掉，百年基业將毁於一旦。
“义商”
的名声再好听，也不能当饭吃，保住家族的財富与地位，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正因如此，史朝佐才放下了“义商”
的身段，主动召集了山东境內一眾因新政受损的豪商巨贾，齐聚自家府邸密谋。
在他下首左边的位置，坐著的是临清钞关的八大商帮代表。
临清是大明著名的“漕运咽喉”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商船云集，货物吞吐量冠绝北方，聚集了徽商、晋商、鲁商等八大商帮，其中以张家、柳家、王家为代表的本地富商实力最为雄厚。
坐在最前面的，是民间俗称“临清张”
的张百万。
他是临清州人，天启年间的绸缎、粮食双料巨商，“家產百万两”
是对他財富最直观的描述。
张百万在临清、济寧、德州设立了十二处粮栈，垄断了山东北部的漕粮转运生意。
其发家的核心手段，便是通过重金贿赂临清钞关的官员，获取了“免税通关”
的特权，每船货物只需缴纳正常税额的三分之一，靠著这一特权，他在漕运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
张百万身旁，是柳氏家族的族长柳承业。
柳家是临清望族，主营瓷器、茶叶贸易，与江西景德镇的窑厂、福建武夷山的茶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係，通过京杭大运河將南方的精美瓷器、优质茶叶销往北方，年利润高达十万两白银。
柳家同样靠著贿赂钞关官员，降低通关成本，垄断了北方多地的瓷器、茶叶市场。
可如今，这些商帮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朱由校推行海运，漕运的地位一落千丈，商船数量锐减，他们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
更致命的是，朝廷对山东官场进行了大清洗，临清钞关的官员被换成了皇帝的亲信，之前的“免税通关”
特权被彻底剥夺，所有货物都必须足额缴纳税款。
再加上內府开始垄断粮食、布匹的买卖，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几乎消失。
张百万的粮栈已经倒闭了三家，柳家的瓷器生意也因税负增加、市场萎缩而亏损严重，这让他们对新政恨之入骨。
史朝佐下首右边的位置，坐著的是两位背景更为特殊的商人。
一位是宗室庇护下的特权商人刘良佐，另一位是沿海走私与军贸巨头、登莱海商王三。
刘良佐是青州最大的盐商、矿商，背后靠著衡王府的势力。
衡王府是明宪宗朱见深第七子朱祐的封地，在青州根基深厚，势力庞大。
刘良佐藉助衡王府的关係，获取了青州、莱州盐场“灶课”
收购的垄断权，还垄断了临胸铁矿、煤矿的开採权。
靠著王府的庇护，他可以逃避官府的抽分（赋税），將大部分利润收入囊中，拥有盐田千亩、矿坑十余处，家僕数百人，与衡王府共享收益，真正做到了“日进斗金”
。
可左光斗的盐政改革，打破了他对盐场的垄断，灶户可以直接將食盐卖给官府，他的盐引贸易几乎瘫痪。
而朝廷对矿產开採的管控也日益严格，要求矿场必须足额缴纳税款，衡王府的庇护也失去了往日的效力，刘良佐的矿场生意同样遭受重创。
另一位登莱海商王三，是登州府人，天启年间山东沿海最大的走私商。
他常年往来於大明、朝鲜、日本之间，主营丝绸、瓷器、铁器贸易，还胆大包天地兼做军粮、军械生意，將大明的火统、火炮偷偷卖给朝鲜的地方势力和日本的大名，牟取暴利。
王三的走私船队规模庞大，拥有数十艘武装商船，配备了精良的火器，甚至能与官府的水师周旋。
可隨著朝廷加强海防，严厉打击走私，再加上新幣推行后，货幣兑换被官府垄断，他的走私贸易资金周转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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