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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义工的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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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你做事呢？”
有人如是问我。
我想，这是因为我从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总是先做“义工的义工”
，所以我的义工就很多了。
传统观念里，人有士、农、工、商等群类的区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近来“上班族”
、“庞克族”
、“原宿族”
、“无壳蜗牛族”
、“丁克族”
等名词纷纷出笼。
自古以来，有一类族群贡献良多，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义工。
义工以服务人群、造福社会为目的，因此虽然没有领薪，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无价的；虽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悦却是无穷的。
他们无所为而为，让人生起无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义工的义工，为他们服务。
过去，我每次要麻烦义工写标语、写传单时，总是事先将笔纸找妥，并且安置座位；如果请信徒来浇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备齐全，还要告诉来者水龙头、工具箱在哪里。
到了用餐时间，我热心招待他们吃饭，不断地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到了回家时，也不忘慰问辛苦，赞美他们的成绩，甚至一路送到门口，看着他们身影远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开办慈爱幼稚园时，请杨锡铭先生担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备好彩笔、颜料，在他进行画图时，不时为他沏茶、煮面。
他为幼儿们做义工，我就为他做义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视其所需，随时为他服务。
杨居士那时是一个军中的中级校官，不久之后自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当时，另外一位朱家骏先生负责编辑《幼狮》杂志，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
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
记得每次他一来，糨糊剪刀、文具稿纸早已一应俱全，井井有条地搁在书桌旁边，甚至晚上睡觉连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干净整齐地叠在床铺上面。
本来我是师父，但当他开始工作时，我好像侍者一样，侧立左右，听从吩咐。
半夜时分，寒气逼人，我就泡热牛奶，准备点心，为他暖胃疗饥。
他一面为我工作，一面编发《幼狮》，声名因此大噪。
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得以和当时台湾文化界的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痖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刚成立时，邱创焕先生担任要职，拟请张培耕先生出任台湾佛教会秘书长，但因他是我推荐，受到守旧者排斥，后来不得已由我敦聘张培耕先生为佛光山主任秘书。
记得，那时我经常如书童一般任凭差遣，为他取笔拿纸，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愿地跟随我办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时，请李新桃小姐专职负责。
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视察时，也总是帮她写信回函，整理庶务。
后来她随我出家，法名慈庄，现在佛光山海外道场的开山建设，都有赖她的筹办规划。
其实，杂志的美工、编辑都是我的专长，写公文、定计划的秘书业务，我也不是不会，然而在当义工的义工的同时，灌输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别处弘法度众，无形中更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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